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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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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游欧的话，汪精卫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已经开除他的党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爱到那里就到那里，不劳他人关心。 当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鸣谈过好几次；曾仲鸣很坦率地说：“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汪精卫，他唯有无条件服从。不过语气中隐约透露，这一次的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陈璧君的坚持。而汪精卫之唯其命是从，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鼎唯有叹口气，黯然而归。 其时政府已有情报，汪精卫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澄清态度。但继近卫组阁的平沼骐一郎，是有名的国粹主义者，一向倾向德国；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决日德意军事同盟的问题。对于“日华事变”以及“近卫声明”，并不太热心；一切听任军部处理。 军部的阴谋，在汪精卫脱出重庆，发表艳电，便已初步成功。一看汪精卫自陷绝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便易于控制；恰好有近卫内阁总辞这个政变，正好藉以为借口，将汪精卫干搁起来。这一搁，搞得汪精卫上不巴天，下不着地，进退失据，痛苦万分。除了紧催影佐祯昭，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明确积极的措施以外，别无他法。 影佐听命于军部，当然不可能有甚么个人的主张；只劝汪精卫稍安毋躁。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个把月，汪精卫决定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严重的交涉。 所谓“严重的交涉”，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实的答复，日、汪合作谋求和平，到底采取甚么方式？ 事实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汪精卫的话很漂亮，他跟影佐祯昭说：他不离开重庆，无法发表公然主张和平的“艳电”。至于“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他这些论调，是否是由衷之言？不得而知。不过汪系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都在香港，陈公博以醇酒妇人寄托内心的苦闷；顾孟余自始不闻不问，但据说暗中坚决反对汪精卫的言论，在香港、重庆还有这样一个传闻：艳电是林柏生与梅思平擅自发表的。顾孟余将林柏生找了去，严词诘质；说到激动之处，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照此看来，汪精卫即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亦必然有所顾忌。 可是，陈璧君的行踪却很可疑，频频于河内香港之间，表面上彷佛是为了来向陈公博劝驾；骨子里跟周佛海、梅思平接触频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热衷于实际行动的。 介乎行动与非行动之间的高宗武，态度亦很微妙；最初他只是同意影佐祯昭的一个与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应该避免演变为“反蒋行动”；到后来慢慢有迹象发现，“高宗武路线”的中心不是汪精卫，想由汪过渡，最后促成由蒋委员长出面来主持和平。 因为有如此纷起的意见在，日本军部越发觉得等待是比较最聪明的办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与已正式组成“梅机关”，负责对华中特务活动的影佐祯昭，虽一直在交涉，却始终并无确切的答复。 其时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内之行，送去了汪精卫及随行人员的护照；汪精卫表示决定赴欧洲。但陈璧君与周佛海、梅思平所作的活动，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放烟幕”，总之重庆方面所得的情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将由兴亚院自掠夺的“盐余”款中，按月发出巨额费用，作为活动费用。 于是，汪精卫身蹈危机，只要走错一步，便有粉身碎骨之厄——制裁汪精卫的专案小组人员，已经部署停当；如果谷正鼎在三月二十日离去以前，汪精卫有履行他的诺言的诚意表现，自然无事。但汪精卫没有！于是三月二十一日深夜，河内高郎街的血案发生了。事后传说：汪精卫的钱都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入法国银行；被刺以后，他还签好了提款的支票，方始送医，以致失血过多而死。当然此事的真相已无可究诘。 东京方面，在第二天就接到了河内总领事的详细报告，当天就召开“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将汪精卫转移至“安全地点”。影佐又推荐了一个助手犬养健；他是犬养毅的儿子，也是高宗武的同学。 于是影佐与犬养租了一艘五千五百吨的货船“北光丸”，带了军医、宪兵军曹等等，都化装为盲人，上了“北光丸”直驶海防。此外，日本外务省派了一名书记官矢野征记由香港转河内，作为影佐与河内总领事的联络官。但就在“北光丸”自日本出海时，重庆的《大公报》，登出一则消息，说日本政府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已进入实际行动阶段。 这个消息是高宗武所泄露的；别人不知道，有个名叫一田的日本人却知道。一田是一名中佐，由陆军省派至香港，化装为卖蚊烟香的商人，专门负责与高宗武联络。关于影佐租北光丸赴海防的情形，已由一田告诉了高宗武；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细节，只有他跟高宗武知道，由这一点，即可以证明消息是由高宗武所泄露的。 高宗武虽不承认，日本方面已经开始怀疑；及至矢野将赴河内，高宗武劝他不要去；此外，他又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犬养健，只有一句话：不必与汪精卫会谈。因此，从影佐到达河内开始，日本便对高宗武起了戒心了。 在河内，影佐一行借住一名盲人家；前面就是日本领事馆。其时外务省已通过同盟通信社的关系，指派他们的“越南特派员”大屋久寿雄，与汪精卫取得联络；所以在影佐于四月十八日到达河内的第二天，就见到了汪精卫；同行的还有犬养及矢野，由周隆庠担任翻译。 汪精卫告诉影佐，两三天以前，邻屋的三楼搬来一家人家，形踪可疑，好像是重庆派来的人；越南当局对他个人虽无恶意，不过对政治活动采取封锁政策。他如留在河内，很难与上海及香港方面的“同志”取得联络。 “那么，”影佐问说：“汪先生的意思想到那里？” “我几经考虑，认为以上海为宜；此外，则是香港或者广州。但香港的英国官吏监视极严，陈公博、林柏生在那里无法活动。广州虽然是中山先生跟我关系最深切的地方，但已为日军所占领，如果我去广州，中国人以为我的和平运动，是在日军保护之下进行的。至于上海，那里虽为世界最有名的暗杀之地，但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国土，我愿意冒险在上海发表我的和平主张，使全国国民谅解我的爱国诚意。” “到了上海，请问汪先生愿意住在甚么地方？” “未经日军占领的租界上。”汪精卫答说：“周佛海、梅思平已经到了上海，开始工作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离开越南。”影佐问说：“这件事只有请汪先生自己跟越南当局谈判。” “当然。”汪精卫答说：“我正在研究谈判的方式，总以避免刺激越南当局为主。在我想，越南对于我的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恼；如果一旦我想要离开，他们断无不赞成之理。” “再请问汪先生，预备怎么样离开？”影佐自动报告：“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五千吨的货船，专供汪先生使用。” 这件事，汪精卫早已知道，他的本意还不想坐日本船，所以立即答说：“谢谢对我的好意，不过我已经租好了一艘法国小船。” 影佐颇感意外，当即提出警告：“重庆对汪先生已下令通缉，航行途中，需要非常小心。这艘船的吨位有多大？” 汪精卫也不知道；回头问了问周隆庠，方始笑一笑说：“这条法国船是七百六十吨。”影佐更感诧异；犬养和矢野则是相顾惊愕，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也知道坐这样一条小船，非常危险，不过我战后第一次到上海，坐了日本的船去，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 “可是，”影佐再一次强调，“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 其实，汪精卫又岂能不考虑他自己的安全；早已想好办法，此时才说：“我预备在海防上船以后，一路航行，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万一发生意外，彼此可以用无线电联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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