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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

　　在何炳贤，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极现实的大问题：要人家停止“组府”可以；“善后问题”不是起陈公博一句“我来设法补救”可以解决的。也许来自重庆及其它内地的人，还可以“归队”；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马这件事怎么说？如果中止“组府”，由兴亚院拨来的“盐余”，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阵阵嗷鸿苦，说与哀蝉傥未谙”；光只眼前，纵有“落叶”作薪，奈何无米为炊；汪精卫总不能与“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话虽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何炳贤强调陈公博“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的“汪先生”，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决不应该进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而且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逻辑，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对方逻辑的圈套，往往越说越拧，全是对方的理。

　　所以何炳贤唇枪舌剑，奋勇进攻，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所谓“干部会议”，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大为丧气；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他安慰何炳贤说：“不要紧！如果我甚么都不参加，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道，上海传来的消息，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首先是汪精卫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筑路”的沪西愚园路一千一百三十六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长，贵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宁，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愚园路的华厦，便是藏娇的金屋；汪精卫假此作公馆，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强加征用，是一个谜。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汪精卫终于在五月的最后一天，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再改坐汽车，直驶东京。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络人，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犬养健以外，还有日本驻华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记，表明这一次汪精卫的东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重庆的 《中央日报》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精卫的文章，说他的行为，与敌机空袭时，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

　　汪精卫自己的随员，一共五个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一到东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财阀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别墅；唯独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为由，让他一个人住在与“古河矿山”企业有关系的制铁商大谷米太郎的家；这种明显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脱离汪系的决心。

　　其实，这时候日本的政治气候是很清楚的。继近卫而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领袖，一直在想执政，但为曾留法十年，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园寺公爵所抑制；直到这一次军部要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方始脱颖而出。

　　平沼的政治资本是陆军的统制派，其中牵线的是统制派巨头小矶国昭，七七事变发生后，正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小矶国昭，力主扩大；以后陆军推出设置“兴亚院”的计划，本来预定由小矶去主持；近卫一看不妙，抢先发表指挥金山卫登陆的皇道派要员，柳川平助中将为兴亚院总务长官，藉以阻止陆军推荐小矶。但平沼组阁，小矶一跃而为拓务大臣，成了兴亚院的主管机关。

　　至于蝉联陆相的板垣，受制于次官东条英机；石原莞尔被逐出参谋本部，在关东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七七事变“不扩大派”的多田骏孤掌难鸣。就在这样的态势之下，汪精卫仍不肯知难而退；但事实上是骑虎难下。

　　未与官方接触以前，首先要“拜码头”。汪精卫跟日本人的关系不深，但有个人不能不拜访，那就是国父的老友头山满。

　　头山满出生于福冈藩士家。明治维新后，属于所谓“不平的士族”。萨摩系的领袖西乡隆盛，为了转移不平士族的注意力，倡导“征韩论”；但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所反对，因而引起“西南战争”；西乡隆盛兵败切腹自杀。不平的士族越发不平，要求开设国会，让民众亦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运动早在“西南战争”以前便已流行，倡导最力的是土佐藩士出身的板垣退助，明治七年首创“爱国公党”，为日本破天荒的第一个民主政党。

　　不久，“爱国公党”在党政者的压迫之下不得已而解散；板垣退助回老家高知县另创“立志社”；一时民间政治社团，风起云涌，由土佐流行至各地；头山满与其冈浩太郎所组合的是“向阳社”，后来改名“玄洋社”。初意倡导民权；后来渐渐变质，成为一个极右派的组织，主张对韩国及中国扩张；主要的原因是，国会开设以后，玄洋社获得了北九州岛的煤矿经营权——民权与特权是极不相容的；玄洋社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便不能不与军阀勾结。同时煤与铁是不可分的，炼钢事业发达，煤矿才能大量开采，煤价亦可提高；而炼钢事业要发达，就必须多造枪炮；枪炮要有出路，便只有发动侵略，制造战争。大仓喜八郎的八幡制铁所，恰是北九州岛工业的重镇；它也正就是头山满与大仓喜八郎合作的结晶。

　　日本人向来喜欢推行“两岸外交”，政府如此，民间亦然。头山与大仓的“国民外交”，殊途而同归于“大陆政策”，大仓联络盛宣怀，头山则结交革命志士。但他不肯出面，因为一则由倡导民权而把持特权，自觉无颜见人；二则他必须隐瞒与大仓的关系，亦就是掩护大仓在中国的工作。如果盛宣怀知道大仓喜八郎的伙伴头山满是革命党的同情者，那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让汉冶萍公司与八幡制铁所打交道了。

　　但头山满的时代，其实早就结束了；因此对汪精卫根本不能有何助力。甚至跟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的会谈，除了获得了一句“继承近卫内阁的精神、予以协助”的空头保证以外，亦别无收获。

　　原来日本对汪精卫的基本态度，已经在“五相会议”中作成了决定，他并不是日本唯一愿意“合作”的对象；所看中的目标，至少还有一个吴佩孚。同时，日本绝不希望汪精卫组织“统一政府”，而以南北分治为原则；北尤重于南，日本“以华北为日、支两国国防上、经济上的强度结合地区”。换句话说：始终不脱统制派预定的步骤，先是“满蒙分离”；继之吞食华北五省。此外，还有一个原则，不论汪精卫还是吴佩孚组织新中央政府，必须先接受“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

　　因此，汪精卫此行要想有具体结果，非得跟陆军打交道不可。经过影佐奔走，陆相板垣征四郎决定和汪精卫作一次会谈。事先，汪精卫提出一个名为“关于尊重中国主权之希望”的文件，希望“中央政府”中不设顾问；军事方面的顾问，不限于日本将领，亦可起用德意两国人；以及日本在占领区内所接收的中国公私有财产一律发还。

　　但在会谈时，板垣对这个文件根本不作答复；反提出好些问题，要汪精卫解答。

　　“过去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可否藉此机会作一个清算？”

　　板垣是指执政的国民党；汪精卫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理当对所谓“一国一党主义的弊害”这句话有所辩解，但他却是这样回答：“我赞成。这次组织政府，我准备网罗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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