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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

“唉！”陈公博痛苦地说：“莫知其然而然！” 　　他喝了口酒，眉宇间显得困惑万分；座客知道他正在回忆往事，都不愿打扰他，静悄悄地衔杯等待他作下一步的陈述。 　　“扩大会议失败以后，我到欧洲去住了半年；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的召集，我就没有过问。到了九月里，我有一个打算，想试试进行党的团结。坐船回来，经过锡兰界伦堡，听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我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这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心。” 　　“团结亦不容易。众议纷纭、从何做起。” 　　“从自己做起。”陈公博接口说道：“从二十年年底回南京以后，我对实际政治从来不批评；对于党也从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不是没有批评、没有意见；只觉得多一种意见，就多一种纠纷。再说，我要想想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也要看能不能行得通？不是绝对的好，不必说；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说。我只有一心愿：党万万不可分裂；蒋先生跟汪先生千万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这一次的责任——”有人含蓄地没有再说下去。 　　陈公博此时亦不愿先分辨责任；管自己说下去：“求党的团结，不但在我实业部四年如此；离开实业部仍然如此。我记得实业部卸任以后，张岳军先生承蒋先生之命来征求我同意，出使意大利，我坚辞不就。为甚么呢？老母在堂，不忍远游，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汪先生出国治疗，我再奉使远方，一定会有谣言发生。党内一有谣言，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离南京，一直到八一三为止。” 　　“不过，”有人笑道：“星期五夜车到上海；星期天夜车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陈公博笑而不答；然后脸色又转为严肃，“去年在汉口，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辞修到德明饭店来看我；辞修很率直，他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着回答：‘在民国廿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廿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同意我的话。就是那两分责任，现在回想，也有点不可思议。” 　　“请举例以明之。” 　　陈公博沉思了好一会才开口：“我无意指出谁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每次纠纷，我都不是居于发动的地位；而每一次都变成首要分子，彷佛魏延，生来就有反骨。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变，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口；因为当时我确实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心想国府和总司令部同时迁到汉口，这样的声势，何难将共产镇压下去？那里知道，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 　　“那么，扩大会议呢？” 　　“我在《革命评论》停刊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后来汪先生、汪夫人一再催我回国，结果搞出张向华跟桂系合作的‘张桂军’事件和扩大会议。”陈公博皱眉摇头， 　　“实在不可思议。” 　　“可是，”有人提醒他说：“这一次汪夫人劝驾的意思亦很切。” 　　“我决不会去！所以请炳贤兄代表。” 　　“其实，我亦可以不去。”何炳贤说：“刚才言先生分析那首词，不是把汪先生的心事说尽了吗？” 　　“未也！”言先生接口说道：“我刚才还没有讲完；最近，汪先生把他的那首词改过了。上半阕改了两个字；下半阕改了结尾三句。” 　　“怎么改法？”陈公博急急问道：“快说！快说！” 　　“前半阕中‘犹作留连意’，改为‘无限留连意’；下半阕结尾三句：‘只极目烟芜，寒蛩夜月，愁秣陵’，改为‘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听言先生念完，座客脸上都似罩了一层严霜；最后是陈公博打破了沉默。 　　“看起来，汪先生一定要组府了！此刻我们不尽最后的努力，将来会懊悔。” 　　“这‘最后的努力’是甚么？” 　　“分两部分。”陈公博说：“炳贤兄，请你无论如何要阻止汪先生‘组府’；其余善后问题，我再设法挽救。” 　　“恐怕很难。”何炳贤愁眉苦脸地。 　　“不但难，”有人提出警告，“也许会被汪夫人硬拖住，‘岁暮天寒、冰霜追逐’。” 　　“这你请放心。”何炳贤显得很有把握地，“别说‘岁暮天寒’，那怕‘春暖花开’也没有用。落叶是落叶，落花是落花；‘萧条异代不同时’，凑不到一起的。” 　　＊ ＊ ＊ 　　何炳贤随身带着许多来自大后方各地，对汪精卫的批评，口诛笔伐，严于斧钺；但在“公馆派”的人看，倒不如平心静气的分析，反能令人折服。 　　有一本青年党办的刊物，叫做《国论周刊》，因为是友党，认为持论比较客观，其中有一评论汪精卫的文章，格外受到重视；说汪精卫是十足地道的旧式文人，凡是中国旧式文人所易犯的毛病，汪精卫都有。 　　这些毛病中，最常见的是每每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情感，歌哭无端，忧喜无常。大庭广众之间，尽管大家一团高兴，而他可以忽然忧从中来，不胜其飘零沦落之感。同时旧式文人照例有一种夸大狂，尽管所见所知，平常得很，但总自诩为有甚么独得之秘，因此目无余子，可以把别人特别缩小，而把自己特别放大。气量又狭小，稍不如意，即不胜起悻悻之态。 　　说得最深刻的是，旧式文人最不宜搞政治，却又最喜欢搞政治，因为中国过去的政治，根本是浪漫的，最合旧式文人的胃口。中国文学缺乏逻辑，所以旧式文人便只有感想，有慷慨、有冲劲，却不长于思考；感觉敏锐，却禁不起刺激。凡此都是最不适宜搞政治的性格；而汪精卫偏偏无自知之明。 　　许多人觉得这是切中汪精卫病根的话，但没有个人敢跟他说；当然也不会拿这篇文章给他看。但因为有这些评论，以及顾孟余不闻不问，陈公博坚决反对的情形在，所以有些人决定在干部会议中保持沉默，仔细观望。 　　到会的干部，济济一堂，有五六十人之多。汪精卫的态度很平静，只说为了挽救危亡，不得已挺身出来发起和平运动；对应该不应该“组府”，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等他说完，周佛海一马当先，主张“组府”。首先表示，只要问心真是为了国家，就应当不避嫌疑、不择手段，出而担当大任。他说重庆亦未尝没有人主张和平；而且这种人还不少，不过，他们不敢有所主张，是因为心里存着一种疑惧，日本到底是不是真心求和？倘或能跟日本交涉，取得有利的条件，重庆方面疑虑尽释，响应和平运动的人，将会风起云涌。 　　最后便提到现实问题了。这么多人从重庆出来，赤手空拳发起和平运动，如果不组织“政权”怎么办？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实际上人人都明白，偏独安全，连生活都成问题。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那一来更坐实了汉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汉奸”。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为汪精卫的“理想”所感动，不顾“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来从事和平运动的；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体味了一下，不由得大为泄气——事实俱在，搞“和平运动”已变成一种职业；“组府”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这跟落草为寇，有甚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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