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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〇

　　樱社既不得志于国内，乃有“国外先行论”，导致了半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但桥本及长勇却未死心，认为将官优柔寡断，要干还得自己来，联合陆军下级军官的“天剑党”、海军的“王师会”，以及民间右翼过激分子，于“九一八”之前一个月，在东京青年馆集会，决定暗杀西园寺公爵、内大臣牧野伸显、首相若槻礼次郎等十几个要人，及至“九一八事变”一起，桥木及长勇，眼见“国外先行论”已着先鞭，大感刺激。长勇尤为热中；他本已奉派为日本驻华武官，居然由北京潜回日本，与桥本策定了“起义”——所谓“蹶起”的计划，预备发动近卫师团步兵十中队；机关鎗两中队；飞机十七架，由长勇指挥突袭出席议阁的全体阁僚；另占领警视厅，包围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强迫长官；并要求东乡元帅上奏，由革命将校组织内阁、拥立的首相，即是教育总监荒木贞夫；桥本自任内务大臣，以长勇为东京宪兵司令；内阁要职财相及外相，由大川周明及一向与樱社接近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担任，预定发动的日期为十月二十四日。

　　结果由于坚决反对此一计划的根本博、田中清、影佐祯昭的告密，于十月六日深夜由陆相南次郎及次官杉山元下令“拘束”桥本等十二人。处分是等于“禁闭”的所谓“谨慎”；首谋桥本“谨慎二十日”；其次是长勇，潜行回国，参加叛乱，参谋总长金谷主张处以极刑，而最后只是“谨慎十日”——实际上是给了十天到二十天的第一等供给的特别假期；被“谨慎”在东京近郊的料亭中，有最好酒馔及最有名的艺妓相伴，账单由陆军省无限制照付。

　　这就是号称“昭和维新”而胎死腹中的“十月事件”。这样一件可以动摇国内的大事，结局形同儿戏；尤其是对涉嫌作乱的现役军人，出以如此异乎寻常的姑息处置，使得日本朝野在惊诧之余，不免有大惑不解之感。

　　可想而知的，“参陆”首长必有难言的苦衷；第一、关东军“三羽鸟”鲁莽地发动“九一八事变”，备受“辅弼无方”的批评，如果组织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此案，舆论更将展开严厉的攻击。

　　其次，“十月事件”的背景极其复杂，倘或认真追究，各方面都会引起问题，如“王师会”为海军少壮军人预备“改造国家”的组织，主持人藤井齐在此事件中，亦为要角，一牵连开来，可能会造成海陆军之间的裂痕。

　　第三、也是最严重的，如不能息事宁人，立刻就会使萨、佐、土系与长州、大分系的冲突表面化。在“十月事件”中，荒木贞夫的态度颇为暧昧，可想而知的，纵非幕后主使人，亦必定同情，对桥本、长勇应持保护的态度。长州阀的势力，其时已渐式微；而南次郎与金谷范之出身大分阀，自知力薄，况在各方备致责难声中，一定斗不过荒木贞夫，那就只有委屈求全了。

　　从“十月事件”以后，“皇道派”正式形成；半年之后，乃有“五一五事件”，荒木入阁，大排异己，结束了长州阀主宰陆军六十年的局面。

　　不久，为了对抗“皇道派”，出现了一个“无名会”的组织，发仆人一共十个，都是大佐、中佐，为首的是永田铁山，其次是东条英机；影佐祯昭亦在其内。

　　“无名会”的本质与皇道派一样，都主张扩张军人势力，改造国家；但手段上不相同，不赞成用流血造反的办法；主张集结军人全体，加以有效的组织，“在一丝不乱的统制下进行”，因而很快地为人称作“统制派”。

　　“统制派”的发展很快，一方面固因在理论上较皇道派的动辄主张不分青红皂白的暗杀，来得易于为人接受；一方面再以因缘时会，在统制派出现不久，作为皇道派第一首领的荒木贞夫，因病辞职，给了统制派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

　　继荒木而任陆相的是“九一八”时任朝鲜总督的林铣十郎；他是“国外先行论”的巨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曾擅自越境出兵援关东军。可想而知的，他与皇道派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以真崎的跋扈，对陆军人事，多所干预；因此，林铣就任之初，仅能勉强将永田铁山一人调任为军务局长。

　　到了这年——昭和九年——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陆军定期调任，林铣在参谋总长闲院宫及军事参议官渡边锭太郎的支持之下，开始发动“肃军”，首当其冲的是陆军次官柳川平助及宪兵司令秦真次；下一年的定期调动，更进一步劝告真崎辞去教育总监。于是，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冲突，趋于表面化，先有真崎辞职不足一月时，“小樱会”分子相泽三郎中佐，闯入永田铁山的办公室，以军刀斩之于座椅下；接着有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震惊日本全国的“二二六事件”。

　　二月二十六日夜间，大雪纷飞；第一师团的三名大尉，集结下级军官二十一人，指挥士官近百，兵士千余，分数路袭击官署，杀了内大臣斋藤宾、藏相高桥足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此外列入黑名单的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及元老西园寺、牧野伸显等人，幸免于难。首相官邸、警视厅皆被占据；皇宫及重要官署所在地的曲町区，断绝交通，一时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连天皇的安危，都成了问题。

　　到了清晨五时，事态明朗化了，首谋之大尉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与川岛陆相会面，在朗诵《蹶起意趣书》后，提出要求，主要内容为三项：一是即刻逮捕南次郎、宇垣一成、小矶国昭、建川美治等将领，并免除根本博、武藤章等人的官职；二是任命荒木为关东军司令官；三是“陆相即以本事件导致‘昭和维新’的实现”——暗示将拥护真崎组织军政府。后来又追加要求三项，希望由真崎大将、山下奉文少将出面“洽商收拾之策”。皇道派的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

　　真相一露，这些盲目冲动的下级军官的命运也就决定了。情势是非常明白的，千把军人要想造反，无异以卵击石；除非他们有昭和天皇为人质，还可以谈一谈条件，否则，任何荒谬的要求，都等于梦呓。

　　官方逐渐加强的压力，可从报上对他们的称呼的变化看得出来，“蹶起部队”，一变为“占据部队”；再变为“骚扰部队”；最后称之为“叛乱部队”。平时为二月二十八日，陆军用“天皇命令”着官兵归队；“叛乱部队”并无反应，到了第二天清晨，东京警备司令番椎中将广播，将采取镇压，但愿意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同时用飞机散传单及无线电喊话的方式，一遍一遍催促。僵持到下午二时，叛军终于放下武器，负责领导的军官，至陆相官邸，自首就缚。

　　四天之后，奉敕为特别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村中，矶部等十五人死刑，一审终结，旋即执行。真崎甚三郎虽未牵涉在内，但皇道派是整个完蛋了。

　　为皇道派“殉葬”的是冈田启介内阁。皇道派反对政党内阁，所以此派一垮，虽未完全恢复政党政治，但文人已可组阁；先属意于近卫，以健康不胜，恳辞不就；因而“大命”降于冈田内阁的外相广田弘毅。

　　出人意料的是，皇道派虽垮，而统制派之干预内阁，较之皇道派变本而加厉。寺内寿一大将为军部推荐为陆相后，立即偕统制派主干，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到组阁本部，宣读一项文件，表达军部的希望是：“肃军自属急务，惟望政治家亦应自肃自戒以协力。”接着，由寺内提示条件，在广田预定的阁僚中，有五个人遭到反对，包括牧野伸显的女婿吉田茂；以及有日本“飞机大王”之称的中岛知久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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