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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一

　　因为平时统制派已决定与纳粹德国相勾结，隐隐就已走上反英美的路线，而吉田茂是有名的英美派；中岛则与美国工业家有密切关系之故。

　　广田屈服在军部的压力之下，两大政党“政友会”、“民政党”，各限二人入阁，而且不占大藏、外务、内务等重要职位。

　　此外，又修订了内阁官制，陆相、海相仍限于在现役将官中任命；也就是推翻了大正二年山本内阁的一次大改革。自此以后，内阁的命脉便掌握在军部手中；倘或不同意首相的人选，可用拒绝推荐海陆相的手段作为抵制，组阁者即无法就预备役中去物色人选；同样地，如果要倒阁，授意海相或陆相辞职，然后拒绝推荐继任人选，亦可逼垮内阁。

　　对于皇道派来说，除非放弃本身的主张投向统制派，就永远不能再期望担任陆相及其它重要军职。因为陆相既非现役将官莫属，即非内阁中“现役之长官”推荐不可，这样统制派就一直可以把持陆相的位置，永不许皇道派染指。

　　为统制派的理论逐渐形成；日本陆军倾向与纳粹合作的迹象，日渐明显之际，东京有好些比较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坛巨头，惄然心忧，其中之一就是近卫文麿。

　　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可与英国外相艾登媲美的近卫，是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号的贵族。“五一五事件”以后，他一直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养病，平时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附近的长谷修养；蒋作宾的秘书丁绍仞，跟近卫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以此渊源，常相过从，每个月至少有一次，留宿于镰仓山中近卫的别墅，促膝长谈，对于统制派的渐渐得势，同感忧虑。

　　因为皇道派为荒木大将，小畑中将都在帝俄时代当过驻俄武官，目击苏联革命的经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活动，格外关心，视积极警戒日本赤化为最大的任务，所以对内标榜“防止赤化、维护国体”以振兴日本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为思想中心，对外则全力防苏，凡进兵中国，以及海军的南进政策等等，都表示反对。而统制派则恰好相反，一意主张对外扩张，有所谓“中国派”以侵华为目标；有“南方派”提倡向东南亚发展。对于苏联希望彼此妥协；所持的是消极的态度。

　　于是，有一天蒋作宾正式提议，日本应与蒋委员长携手，彻底解决中日问题。他说：

　　“日本军阀一向利用中国军阀，相互牵制；自以为‘以华制华’，阻挠中国统一是最聪明的办法；其实大错特错。

　　“事实证明，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走上统一之途了。因此，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国民党为中心来考虑；向来日本专门打击国民党的政策，是根本错误。倘或继续不变，中国的容忍有其限度；超过此一限度的后果，严重异常。”

　　严重到甚么程度呢？严重到中日两国同归于尽；其实是日本自取灭亡——但说得太率直，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于事无补，所以用“同归于尽”的说法。

　　蒋作宾的分析是：一到中国无法容忍时，将不惜一切，起而抗战。日本军阀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中国的战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军不来则已；一来先拖住了再说。因为日本劳师远征，利于速决，如果以“空间换取时间”，旷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英美一定会帮助中国，因此扩大而为世界大战，中日两国“同归于尽”，亚洲将为英美所支配。

　　蒋作宾的这番分析与建议，自然是事先获得政府许可的，由于理论的本身说服力很强，近卫表示衷心赞同。蒋作宾又跟一向支持中国革命的头山满、秋山定辅谈过，大致亦表示赞成。因此，一项 《中日和平草案》，渐次成形；蒋作宾在民国二十四年即一九三五年夏天，专程回国，在重庆谒见正在指挥西南“剿匪”军事的蒋委员长；所谓为了整个亚洲和平着想，与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军阀的横行，中国政府决作一次最大的让步；对于东北问题，暂置不问。

　　于是丁绍仞携着包括四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谋求中日长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东京却驱车访晤正在轻井避暑的近卫。南定的步骤是，由中国大使馆将此案提出于日本政府；近卫从旁协助，克底于成。

　　当时的外相是广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务省同僚，亦都赞成这个方案；但几天以后近卫去催问结果时，广田告诉他，军部反对此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伪组织。这是怎么样也办不到的事。近卫大为失望，丁绍仞亦复如此；不过他并未死心，向近卫辞行时，作了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愿意根据此一方案重开谈判时，可派联络人员到中国。同时也提出了两个已经征得同意的联络人，一老一少，年长的是秋山定辅；年轻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梦”作者“白浪滔天”家的第二代吕崎龙介。

　　及至一九三七年近卫组阁，不及一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事先不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一无所闻，就是陆军省对整个情况亦不甚了解。派遣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不但早已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必然之理；甚至以为军部的命令亦可不理。

　　【第三部　第八章　祸溯从头】

　　近卫当然不主张“事变”扩大；记起丁绍仞辞行时所作的约定，认为除却他跟蒋主席促膝深谈以外，别无防止扩大之法。于是先向宫崎及秋山联络；再征得陆相杉山元大将的同意，决定派宫崎到南京联络。 哪知在神户上船之前，宫崎为宪兵所扣押。同时秋山亦在东京被捕，罪名是有间谍嫌疑。几经交涉，军部同意释放，但并未履行同意；事隔一周，“事变”已扩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军部欺骗了他们的首相，有意扼杀近卫谋与蒋委员长直接深谈的可能性。

　　到得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奋起抗战，明白昭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唯有与敌人周旋到底时，近卫内阁却还拿不出确定的方针，因为内阁受军部的影响；而军部在担当中国战场主要责任的陆军方面，却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尖锐对立。是故近卫虽在阁议中声明了不扩大的方针，而事实上“芦沟桥事变”已无法作为“地方事件”就地解决。即使陆军一致不同意扩大，要收束局势亦起棘手；更何况意见纷起，无法下达明确的指令，唯有任令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任意胡为，以致濒于无法收拾的恶劣态势。

　　陆军的扩大派，大致在陆军省；由杉山陆相及梅津次官主持，此外朝鲜总督南次郎及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亦为扩大派的巨头。

　　至于不扩大派，则为参谋本部掌实权的人物，以多田参谋次长为首。最不可思议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侵华急先锋，属于统制派石原莞尔及板垣征四郎，竟为不扩大派的健将。石原平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协助次长多田骏与陆相杉山元展开激烈的争论；到得“事变”第二年的六月，杉山元垮台，由板垣征四郎接任陆相，即为多田与石原的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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