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160)_高阳

一六〇

　　牛老大的想法没有错；错在开刀时间定在下午，时间又晚了一点。牛老大的酒瘾极大；不到下午五点钟就要弄半杯白兰地在手里，边晃边饮。这天要开刀，容不得他捧杯徐饮，倒了一大杯喝干，坐上汽车由枫林桥到安和寺路中；由于喝得太急，已颇有几分酒意。

　　一有了酒意，事情看得更轻；而自信却又更甚，但他的一双手已不大听大脑的指挥。结果手术失败，而汪精卫吃尽了苦头，气得陈璧君几乎连“丢那妈”都快骂出口了。

　　子弹仍旧留在背部，不幸地原已渐次痊可的糖尿病，却又复发。于是接纳了诺尔的建议，出国疗养；目的地是德国，因为邻近奥国的嘉士伯的矿泉水，对汪精卫的糖尿病很有用处。糖尿病人动外科手术，往往不容易收口：所以汪精卫要动第三次手术取出背部的子弹，治好糖尿病是个先决条件。

　　没有多久，发生震动全世界的“西安事变”。从北伐以来，汪精卫几度出国；而回国的原因，总是为了政局关系，陈璧君认为“少不得要汪先生出来收拾”，兼程赶回国来“观变”。

　　接着，抗战爆发，政府西迁；无论时间上、设备上，都不容许他动第三次手术。迁延日久，潜伏在汪精卫身上的那一小块顽铁，终于因为生锈而作怪。

　　作怪是在三十二年八月间，忍受了三个多月的疼痛，终于在这年耶诞以前，由南京日本陆军病院，将这颗子弹从汪精卫身体内排除。住院两个星期，医生认为情况良好，出院回归私邸，那天是三十三年元旦；不过新年假期刚刚完毕，头一天到院办公，就觉得身体不舒服。考虑下来，决定还是求教于诺尔。

　　诺尔从上海奉召而至，诊察的过程，出乎意外地慎重；听了又听、看了又看，汪精卫的妻儿已感觉到情况不妙。最后诺尔请汪精卫起床，走几步路给他看。这一看，诺尔竟致痛哭失声。

　　据说，病虽初发，情势严重；且有癌症的迹象。陈璧君不相信；只以为诺尔的一哭，大部分是感情作用。可是，症状毕竟一天坏似一天；腰部以下，渐渐麻痹，高烧不断，请了中日名医会诊，判断不是癌症；那么是甚么病呢？不知道！

　　这一下，陈璧君急得胃病复发，来势亦颇不轻。当时看胃病最出名的是个日本人，名叫黑川利雄，任职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特别派飞机把他接了来，为陈璧君看胃病的同时，顺便替汪精卫也看一看。他的结论是：汪夫人的病不要紧，他有把握；汪先生的病，已到危险阶段，倘不立即施行手术，旦夕可以生变。

　　于是陈璧君同意，委托黑川向日本政府接洽。日本政府当然不致于见死不救；但是所谓“绝对国防圈”，已濒临崩溃的边缘，盟军空袭，日甚一日，对于汪精卫的安全问题，不能不作慎重考虑。

　　几经策划，日本政府选定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作为汪精卫的治疗之地。

　　于是这年——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一架专机载了汪精卫全家，到了日本，以名古屋帝大医院四楼的全部及三楼的一部分，拨归汪家专用。名古屋师团负责警戒；同时严密封锁消息，连日本人都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只知道许多外科、内科、整形科、放射线科的名医，忽然到名古屋“旅行”去了。

　　这些名医组成了一个“医团”，为汪精卫的代名“梅号”展开了一连串精细的医疗作业。但这时的日本可怜得很，连橡皮手套亦很难买到；因此，这个医团的负责人斋藤真教授，动辄大发雷霆。

　　斋藤是名古屋帝大的教授，是日本神经系外科的权威；经由黑川的推荐，膺此重任，经他主持会诊的结果，断定汪精卫所患的是，由弹伤所诱发的“多发性的骨髓肿症”。此病极其罕见；许多开业多年的医生，连这种毛病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

　　到达日本的第一天诊断确实，连夜准备；第二天傍晚动手术。斋藤真在两名主要助手的协助之下操刀，所施行的手术，名为“椎弓切除术”。局部麻醉后，由汪精卫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第四至第七排胸骨；手术很顺利，只一个多小时。当时汪精卫的腿部就有感觉，而且能作极轻度的活动。

　　手术的第一阶段算是成功了，但是往后的工作仍然不乐观，这是个大手术，一刀开下去容易，汪精卫身体的复原，则大费周章；日军的败退，使得物质极缺，日本方面虽然有心帮汪精卫治好身体，无奈医疗用品来源有限，不易筹措，加上医院四周，日军严密布防，如临大敌，弄得陈璧君心里很不是味道。

　　“梅号”医团的大夫都是被征召而来，多为各地好手，因为风云日亟，这些名医虽身在名古屋，但是多记惦着家中的老小，日常工作之间，也是神不守舍，上上下下的人都愁眉不展，那种际况真是可想而知，汪精卫看在眼里，真是欲哭无泪，心也不禁跟着沉了下去，想想自己的前途，颇有“英雄末路”之叹！

　　日本号称军国主义，一切唯国家至上，这些医务人员受命行事，敢有不效忠之理，但是他们的心情因战局影响而萎靡，却也属人情之常，汪精卫和陈璧君想起当年日人前来谈判，大言倡倡，涂抹出一幅“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蓝图，真也成了此一时彼一时了。

　　重庆方面因为局势的扭转，工作上也更加激奋，但是陈璧君的紧密封锁，却也真是很难“做”到确切的消息。

　　情况就这样僵持了颇有一段时日，只是等待，别无他法。

　　医院方面的人员进出，也是要严密搜身调查，很难冒充混入。倒是汪精卫可以稍动了，这个“进展”，辗转传了出来。

　　传出这个消息来的人，就是诺尔；来自重庆的国际情报人员，循线追踪，终于获知详情。据说“医团”中特设一名“联络官”，名叫太田元次；原是那座医院中的外科住院医师，本来已决定派他到塞班岛的“玉碎部队”；正如“神风特攻队”一样，顾名思义，便知有出无还。那知他命不该绝，汪精卫一行第一天到医院时，即由他照料；细心体贴，能言善道，大得汪精卫夫妇的好感，便向院方要求，希望能得到他的经常服务。院方转报军部，特准缓役；在医团中担任联络官的任务，当手术完成后，喜孜孜地向在别室等候消息的汪氏家属，及东京派来的军部代表，报告治疗经过。

　　“汪主席阁下，当手术进行中，足部即恢复温暖的感觉。手术历时一小时又三十八分完成；汪主席向全体医疗人员致谢，表示一旦康复，将益愈为‘大东亚和平’而努力。由汪主席体内切除的骨片，连同血液，已作了详细的检查；确定是‘多发性骨髓肿症’。”

　　“愈后如何？”军部代表中的一名大佐问。

　　“应该是可以乐观的。”

　　在此后三四天，情况确可乐观：包括七位名医；四名助手的“医团”，一天三次为汪精卫诊察，然后由太田发布的医疗消息，一直是“病况持续进步中”。

　　可惜好景不常，有一天，太田元次不再春风满面了；他说，汪精卫四夜有大量的盗汗。而且从这天以后，也不再公开汪精卫的病情。

　　＊＊＊

　　日本的局势，亦跟汪精卫的病一样，已入膏肓，无可救药。

　　四月间，天皇裕仁的胞弟三笠宫，向军部暗示，应该考虑宣布京都和奈良是不设防都市。但是军部并无反应；因为他们还没有工夫来研究本土的防卫问题，正以全力在对付美国向日本“绝对国防圈”边缘各岛屿的攻势。新任陆军参谋长后宫淳大将表示：到了六月间，局势将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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