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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

　　还有个外号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带水不干脆；银钱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干净”。他跟耿绩之说：“民以食为天，当今凡与民生有关的，都是大生意；‘私盐越禁越好卖’，所以凡是统制的东西，最容易赚钱。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复老在‘米粮统制’上动个脑筋，比甚么都好！”

　　耿绩之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决定去找“袁复老”——小报上称之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复登。

　　【第三部　第五章　春申三老】

　　上海的闻人，最有名的自是数“三大亨”；商界则公认“阿德哥”虞洽卿为继朱葆山以后的领袖；其次是“多子大王”王晓籁。这些人走的走，死的死；而上海社会不能没有闻人，犹如内地不能没有绅士一样。于是“三老”应运而生。

　　这“三老”的事业不大；家境不裕，但多年来以热心正直，赢得亲友及同业的尊敬。此时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影响，因友结友，辗转邀请，先是社团都要他挂个名义；继而公司银行请他当名义上的董事长，至于排解纠纷、发起公益，以及喜事证婚、丧事点主，不仅无日无之，而且日必数起。有人说笑话：“当袁复登的汽车司机，是要出顶费的。”因为每处饭局，司机都可以领饭钱；三老的司机，饭钱格外从丰。一天十来个饭局，收入着实可观。

　　三老之首叫闻兰亭，他是常州人；早年从家乡到上海来学生意，进的是纱布这一行。到民国初年，已经崭露头角。民国十年前后上海盛行交易所，各式各样的名堂，如雨后春笋，成长极快；其中以“阿德哥”主持的“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为最具规模；闻兰亭就是那里的常务理事。同时，他自己主持一家“华商纱布交易所”——交易所的投机风气很盛；那时革命事业，正值低潮，为了筹措经费，陈果夫、孙鹤皋都在证券物品交易所领照当过经纪人；为革命而从商，所得自虞洽卿帮助很大，而闻兰亭间接也是有贡献的。

　　第二老便是袁复登，他是宁波一所教会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恰好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办，顺理成章地升了学，成为圣约翰的第一届毕业生。

　　袁复登生得一貌堂堂，性情谦和厚道，所以人缘极好；加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在当时商场中，无人可及，因此，他不但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宁绍保险公司，牌子极其响亮；而且商而优则仕，先后被选任为公共租界的华董，以及作为上海租界中民意机关的纳税华人会的理事。一生乐育英才；“学生子”很多，遍布于各行各业，在三老中的交游最广。

　　再有一老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为日军所俘的林康侯。当时侨寓香港的名人，在过了约莫五个月的高级俘虏生活以后，除了极少数的两三个人，如段祺端的要角曾云霈，以“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等，以特殊渊源，获得释放以外，其余的都用专机送到上海，有的韬光养晦，如梅兰芳蓄须明志；有的虚与委蛇，如颜惠庆，叶恭绰，都担任过一个半官方的名义，但从不管事；有的被迫下海如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之不能不出任财经要职；有的是愿入地狱如张一鹏、李思浩；当然也有的是自以为因祸得福，如郑洪生出任京沪、沪杭名义上的管理机构，“华中铁道公司”总裁。至于像林康侯，却以来自社会的压力，不容他不抛头露面。

　　他是上海本地人，前清进过学，做过南洋公学的小学校长，也加入《上海时报》当过主笔。民国二年转入实业界，是新华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之一。由于他的书生的底子，自民国十七年以后，一直担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他在财金界，无人不识。在三老中，只有他跟杜月笙的关系最深。

　　平时汪政府为了抵制日本军部的经济独占政策，决定用社会的关系成立一个“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闻兰亭的身分、地位、年龄以及他的方正廉洁膺选为主任委员。为了保全物资、为老百姓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他以七十开外的高龄，毅然不辞；不过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有两个人帮他的忙，其中之一就是林康侯。几度登门劝驾，也有不少商界的朋友来游说，他终于担任了“商统会”的秘书长一职。

　　“商统会”下面设立好几个专业委员会，分为“米粮”、“粉麦”、“纱布”、“日用品”等等。“纱布”部门，由于闻兰亭是内行；对于日本所提出的，在沦陷区全面收购纱布的要求，策划出一个很完整的抵制方案。

　　不过，这个方案的执行，却以闻兰亭年迈体衰，不能不辞职，而交由后任唐寿民去执行。唐寿民与周佛海就闻兰亭所策划的方案，几度密议，竟发展成为一个将计就计的反击计划。

　　于是在交涉时，唐寿民表示，日本与汪政府已经是攻守一致，祸福相共的盟国；日本不应视汪政府为战败国，两国关系，应该用公平的原则去处理。

　　既然讲公平，应该先收购日商的纱布；因为日商手里的纱布，多过华商好几倍。这样不但符合公平的原则，也让中国人看看日商的纱布，已经够用；华商的纱布，应该留归中国平民的日常需要。

　　这番道理驳不倒；而且日本军部原就在计划收购日商纱布，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毫无分别，所以很爽快地同意了。

　　至于收购纱布的价格，应该按照市价，斟量打一个优待的折扣。用何种通货来支付，请向“财政部”接头，“商统会”毫无意见。

　　到得“财政部”去接头，周佛海表示，战时需要的是物资，日本既与英、美宣战，断绝国际贸易；原本用来作为国际市场上支付工具的黄金，已等于废物。废物利用，就是到中国收购纱布。如果以“中储券”支付，将使通膨加速，汪政府的财经崩溃，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日本在沦陷区收购纱布，以黄金支付是有利无害的做法。而且在收购以前，就应该从日本将黄金运来，以实力建立了信用，收购纱布才会顺利。

　　这一点日本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但周佛海绝不松口，一口咬定，用“中储券”支付，造成通货膨胀，后果严重。如果日本不愿用黄金支付，汪政府不能支持这种自杀性的政策。

　　经过几个月严重到彼此拍桌相争、互相诟责的交涉，日本军部终于屈服在理直气壮的坚持之下，一飞机一飞机将黄金运到上海，由“中储行”代为保管。

　　至日商纱布收购完毕，华商方开始登记；然后按照数量折算黄金价格、纱布送至指定仓库，立即发给领取黄金凭条，满十两向“中储行”领取；不成条的零数，委托各银楼代为发放——银楼平空做了一笔好生意，因为块金折成了首饰，那时最通行的是金印戒指，白相人尤为爱好；无名指上一个可当图章用的名字金戒，又厚又大，没有一两，也有八钱。

　　及至纱布开始入库，汪政府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纱布全部由你们收购去了，中国百姓穿甚么？日本军部瞠目不知所对。于是汪政府提出计划，每人依照收购价，配给可做一件长衫的布料，亦即是营造尺一丈三尺。日本军部无奈，唯有同意。当然在配给时，人数以少报多；相对地日本收购的数量又少了好些。

　　“商统会”中，比纱布更重要的一个单位，是“米粮统制委员会”，即由袁复登担任。在此以前，他应邀担任“保甲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提出的一个交换条件是，不许再有封锁事件——这是上海租界为日军侵入后，老百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日军可以突然之间封锁某一地区，只用绳子拦一拦，便有一大平地区断绝交通；这种“画地为牢”的暴政，使得正好经过那里的行人，欲归不得，欲哭无泪，而终于由袁复登的坚持而不再受此痛苦了。

　　根据既有的经验，袁复登在出任“米统会”主委时，也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即是必须按期配给民食，称为“户口米”。这个条件必须日本军方承诺才算数，因为自古艳称的东南膏腴之地的粮区，已为日军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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