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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八

　　最倒霉的是丁默村，他的身体早为酒色掏空了，格外怕冷；带了床毛毯盖双腿，她毫不客气地上前说道：“汪先生一生为了国家，死亦不怕；你们只陪了一夜灵，都要讲究舒服；要舒服，索性不要装模作样了，何不回到公馆里去纳福。”

　　丁默村勃然大怒，真想跳起来指着陈璧君的鼻子骂：“汪先生一生就害在你手里！如果不是你蛮不讲理，一意孤行，汪先生是读书人，何至于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到头来一事无成，身死异域，还落个汉奸的名声！”

　　但看到陈璧君二百磅的“福体”，自顾鸡肋不足以当她一巴掌，只好忍气吞声，挨她一顿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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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汪精卫未死以前，就私下谈过汪政府的继承人问题。广东人骂败家子，称为“二世祖”；意思是像秦始皇一样，想传万世于无穷，结果是老子业，儿子败家，只得二世。所以有个广东籍的官儿，说了一句隽语：“谁来继承，都是‘二世祖’”。

　　这个汪政府的“二世祖”，一般来说，都认为理当属诸陈公博；而且陈璧君又带来了汪精卫的遗命，希望陈公博以“国府主席”驻华北；周佛海担任“行政院长”，负责京沪一带的秩序。更使得他无可推诿。但是，陈公博另有想法。

　　原来从汪精卫赴日就医以后东南地区包括已沦陷的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各城及膏腴之地，与仍为政府所属的浙东、苏北等地，一度出现了非常危险的情势。在东条内阁末期，为了想在战局上打开一条出路，真如困兽之斗，丧失了理性——

　　此外，从延安方面辗转来了个情报，说中共决定以苏北的阜宁为第二根据地。这个情报所显示的意义是，日本战败后，苏北势必为中共所夺得；如果美军登陆日本，日本展开“本土决战”，抽调侵华日军回国，亦会形成中共与国民政府的激烈冲突。陈公博在离开重庆时，留呈一封信给蒋委员长，自誓必照“国必统一、党不可分”的原则去从事“和平运动”。为了实践他的誓言，同时为了补过，也为了不负汪精卫的托付，他觉得在这方面，他应该挑起这副千斤重担。

　　但是，汪政府的武力实在有限，只有任援道的“第一方面军”；项致庄改编李明扬旧部，并合并一些杂牌部队，整训的两个“军”。这些部队为日军司令部以“分防”为名，拆散了单摆浮搁，不但缺乏集训的机会，而且大部分为共军所包围。

　　此外还有三个“警卫师”，第一师留守南京；二三两师，亦是分防各处，待遇微薄，开小差的很多。陈公博经过多次“参谋会议”以后，决定暂时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在这个区域内部署防共的军事措施。首先将江苏、浙江、苏北诸地区的“地方长官”一律换作军人，江苏是任援道，浙江是项致庄，苏北是孙良诚。

　　就在命令发表的那天，陈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陈公博在报告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后，慷慨陈词：“日本不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协，我们也剿共。我是不惜因为剿共问题和日本翻脸的！”

　　接着，陈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计划：第一、孙良诚在河南的部队，带致苏北；第二、项致庄在苏北所训练的三个师，调浙江，因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军”所派的一个师；第三、集中“第一方面军”防守京沪线；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税警团”和“保安队”负责；第五、将三个“警卫师”集中南京，由陈公博亲自指挥，清剿茅山的共军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计划，同时防备共军渡江。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矶内阁出现，阻遏了少壮军人左倾现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参谋次长柴山到南京，带来东京直接向重庆谋和的五条件，则不免有秋扇捐弃的悲哀。陈公博的下意识中也有这样的情绪；但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当讨论继承“国府主席”人选时，虽然他被认作“责无旁贷”，但却一直说是“佛海比我适当”。因为他有个想法，如果东京跟重庆谈判成功，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这一天，论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议，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布在措词上比较可以畅所欲言，易于邀得同情；谈私，不是“主席”对解散的悲哀，可能会轻得多。

　　这种微妙曲折而复杂的心情，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因此，终于一致压力，于汪精卫下葬梅花山的前三天，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任“国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卫初期“代理”的意义一样，表示等待真正的国民政府主席还都，国家复归统一。

　　因此，他在接事当天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南京国民政府自还都以来，自始即无与重庆为敌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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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发展，都指向一个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觉察到的趋势：快天亮了！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对于守着漫漫长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跃过的人，却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寻庇护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觉无路可走，不如听天由命，因此发展此一种世纪末的颓废的倾向。加以物价暴涨、币值暴跌，一日数变；因而普遍流行着一个观念：钱，越早用出去越便宜。这样，原本纸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高度畸形繁荣；但不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在朱门之中，亦有禁不住这畸形繁荣的冲击，终于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书”就是如此。

　　耿绩之看不清那种畸形繁荣，只是一种人心虚脱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的道理，只觉得“素富贵行乎富贵”，要不改常度才够味道。所以虽已外强中干，仍然照畸形繁荣的水平，在劳尔东路一号设立了一个私人俱乐部，酒食肴馔，无一不精；服务供应，无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够踏得进去，一切免费。

　　最大的一个漏洞是，他做包赔不赚的头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将，以黄金计算，八圈的输赢，最少也得两根条子；多则没有限制，有人四圈不开和，输了六百两金子。

　　赌局终了，账房照筹码记帐，赢家第二天上午取现；输家如果不见人面，由他代赔。于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条弄堂，就这样逐次出手了。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陈公博很想利用他在旧法租界的关系，派他当区长，结果只当了一名处长，因为有人中伤，说他原就抽头聚赌，一当区长就更方便了。

　　这对耿绩之的打击很大，因为当时有一副谐联，为人传诵：“陈公博兼选特简荐委，五官俱备；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所谓五官指五官等，陈公博的“立法院长”的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是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而“区长”则在荐委之间。读了这副对联，接下来往往批评陈公博，不该再兼“第八区区长”，忒嫌揽权。如果有人为陈公博辩护，说法租界情况复杂，没有人拿得下来；熟于法租界一切的人就会反驳：从前历任上海市长，都靠耿绩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来了，耿绩之对法租界的复杂情况，反而吃不开，拿不下？决无此事！为甚么不叫耿绩之当区长？

　　话说到此，无辞以对；那就只有一个结论；耿绩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开；是在陈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开。这一来，最直接的影响是，耿绩之在经济调度上，大感困难：新债借不动，旧债又来逼，双重夹攻，很难招架了。

　　于是耿绩之不能不另外“动脑筋”。这当然动做生意的脑筋；而以他的个性，生意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个帮闲朋友替他出了个主意。

　　此人叫白干靖，有两个外号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谐音而来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谋，但奇懒无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为人唤做“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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