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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二是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　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　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 《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铭”二字。

　　＊ ＊ ＊

　　病况由于咳嗽频仍，而益形恶化，汪精卫的咳嗽起于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陈璧君，肥胖怕热，白天不必说，晚上亦非开窗不可；她还振振有词地说：“病房要空气流通。”哪知夜凉如水，在她好梦正酣时，汪精卫却因风寒侵袭，立刻就发烧了。不知是畏惧，还是出于爱意，他始终不肯说破，他的感冒咳嗽是由于陈璧君开窗睡觉的缘故。

　　咳嗽影响睡眠，体力越发衰颓；不过医疗服务周到，估计还可以拖一段日子。不道十一月初九那天，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发布的警报，一开始就是短促而接连不断的紧急警报；护士长慌了手脚，找了几个人来，连人带病床推入电梯，直降地下防空室。

　　在名古屋，那时已是严冬。地下室阴凝酷寒，常人身处其中，已难忍受，何况以汪精卫久病垂危之身？加以电梯上下，病床进出，七手八脚，受了震动；所以汪精卫当时就已面无人色。

　　等空袭警报解除，送回病房；汪精卫呃逆不止，病情剧变。接着是发高烧。澈夜急救，始终并无气色；第二天上午六点钟，烧到四十一度，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几跳，呼吸困难陷于半昏迷状态；到得下午四点多钟，终于咽气，送终的是陈璧君和他的小儿子文悌。

　　从这时候开始，陈璧君就除了子女以外，甚么人都看不顺眼了。十一月十二那天，遗体由专机“海鹣号”送回南京，下午五点钟到达明故宫机场；机门开处，一身黑色丧服的陈璧君首先出现；在场的汪政府要人一看，都打了个寒噤，因为陈璧君的那张寡妇脸，不但难看，而且可怕，凡是接触到她视线的，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似乎她在指责：“汪先生是死在你手里的！”

　　因此，从陈公博以下，一个个戒慎恐惧。当晚移灵到汪政府大礼堂；预先布置好的停灵位子是横置的东西向，此名为“如意停”，较之直置的南北向来得合理。但陈璧君一见便大发雷霆。

　　“这是谁出的主意？”她大声吼道：“汪先生的遗体自然要正摆；这像甚么样子？重新摆过。”

　　这“重新摆过”就费事了，因为由横而直所占的空间不同，灵帏、灵桌都要重新悬挂挪动。忙了个把钟头，陈公博才能领导行礼，完成“魂兮归来”的迎灵式。

　　到得第二天中午，重新大殓，组织治丧委员会。陈璧君又有意见，嫌名称太平凡，改为“哀典委员会”，陈公博是“委员长”；下设三名“副委员长”：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谊。但实际上是陈璧君在发号施令；她就住在大礼堂左侧的“朝房”，整日进进出出，事无大小，无不要过问；而且一开口不是责备，就是讥讽，以致于人人敬而远之——唯有一个人逃不掉，就是褚民谊；因为他跟汪家是至亲，“哀典委员会”就推他当“联络官”，有甚么决定，由褚民谊去向陈璧君接头请示，以致挨骂的机会特别多。因此，汪精卫之死，看起来最哀泣的不是陈璧君，而是褚民谊。

　　陈璧君又下令“哀典委员会”，开了一张守夜陪灵人员的名单，党方“中委”以上，政府“部长”以上，分班轮流，从黄昏到黎明，一共分做三班。第一班比较轻松；第二班也还好；第三班就是医院里所说的“大夜班”，从凌晨两点到六点，时逢隆冬，严寒砭骨；“中委”、“部长”的少壮派都吃不消，何况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头？但懔于陈璧君的雌威，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

　　即令如此，陈璧君还不满意，半夜里都会起来“查勤”，看到轻声闲谈，立刻双眼一瞪；遇到打瞌睡的，上前一推，大声叫醒：“起来、起来！”

　　最不合道理的是，丧家半夜不招待陪夜的人吃点心，还倒罢了；自己带了食物来果腹，她居然亦会站在那里，冷眼看人进食。这一来还有谁能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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