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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

　　【第三部　第四章　其言也哀】

　　到了十月里，汪精卫自知为日无多，决定留下一篇最后的文章；但已无法书写，只能口述，由陈璧君纪录。

　　就在这时候，小矶国昭突然来探病，事实上是来“送终”。汪精卫觉得这个机会必须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向这个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后的“奋斗”。

　　“首相先生，”他说：“关于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问题，日本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满足中国人的愿望，中日之间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们现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费气力。”

　　小矶听了这话，闭上眼作了有两三分钟的考虑，然后睁开眼来，以郑重的语气答说：“我可以负责奉告主席阁下，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中国东北及内蒙的地位，应该有变更的余地。但是变到甚么样子，完全视乎在谈判时，对于解决中日共同利害问题的谈判而定。此刻，我无法作任何预测。”

　　小矶等于来替汪精卫打了一剂强心针。从“满洲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军部也好，内阁也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没有让过步，即使是九月十七日的“御前会议”，对于对华谈和的条件，仍然坚持“满洲国”的“现状不得变更”。可是终于有“改变的余地”了！纵或小矶的话中暗示“改变的余地”极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国在另一方面作极大的牺牲，以为交换；但毕竟是一项原则的打破，有了一个起点，就能站住脚，逐步推进，不难达到恢复原状的终极目标。

　　因此，汪精卫便有了一段比较能自我鼓舞的《最后之心情》。他在题记中说：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　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西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誉正，交专人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间，或兆铭没后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它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虽是表功之语，多少也是实情。

　　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幸”或者“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内外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而不可得”。所谓“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说他也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任。”他的“老实话”是“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　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痛熬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却很动听：“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着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品狭而重意气，然　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　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　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他的仆人之谈；因为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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