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101)_高阳

一〇一

　　这一有利的条件，在溥仪并不具备，他不但没有保驾的“大臣”，连一个可共心腹的人都没有，因为吉冈监视得很严。眼前唯一能替他分忧的，只是两个妹妹，可是她们的力量有限，除了替他出主意以外，别无用处。

　　两姊妹为他出的主意是，必须对溥杰夫妇，加意防范。她们的看法是，日本人可能会毒死溥仪，让溥杰得以继承皇位，如果溥杰生了儿子，日本人又会毒死溥杰，让他的儿子来做皇帝。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日本人眼前的目标是溥仪。

　　因此，等溥杰带着新婚妻子回长春以后，兄弟间的一道鸿沟，立即很明白地显现了。溥仪再也不敢跟溥杰说一句心里的话；有时溥杰邀请溥仪“临幸”，对于嵯峨浩子亲手所做的菜，他必得等主人夫妇先动了筷子，方敢进食少许。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溥杰夫妇都看了出来，为了免得自讨没趣，就再也不愿请溥仪吃饭了。

　　约莫半年以后，传出来一个“喜讯”，嵯峨浩子怀孕了。这一下，溥仪更觉紧张；不过他也不便过分关切弟妇怀孕这件事，只是在暗中不断占卦，从“诸葛马前课”，到牙牌神数都试过，但始终不能确定，嵯峨浩子生的是男是女？

　　幸好，嵯峨浩子生的是个女儿，溥仪得以暂时松一口气，但隐忧始终存在。溥仪更寄望谭玉龄能为他生一个儿子，即令生子在五岁便须送至日本教养，有他亲笔所写的承诺书；可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而且是纯粹的满族血统。

　　这几乎成了妄想，他自己知道，谭玉龄也知道，她是早就看透了，“满洲国”的天下如能存在，迟早必归于日本。未来尚不可保，何必又把过去看得这么认真！她的观点影响了溥仪，终于将奉天照大神为祖先这件事抛开了。及至谭玉龄一死、更使得溥仪只剩下唯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谭玉龄死得非常突然。她的病是副伤寒，据中医诊断，并不算严重。但治伤寒是西医比较有把握，溥仪的“御医”介绍了一个长春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此人表现得很热心，守在病榻旁边，打针、输血，忙个不停，向溥仪保证，必能治愈。

　　那知吉冈得知消息，破例要搬到“宫内府”办公所在地的“勤民楼”来住；说是便于照料。一到就派人去找了日本医生来，闭门长谈，谈了有两个钟头；那日本医生从勤民楼回来以后，态度大变，不再忙着为谭玉龄打针、输血；他自己也不大说话，脸色阴沉沉地，像怀着莫大的心事。

　　在勤民楼的吉冈，却命宪兵不断地打电话给病室中的特别护士，询问病况。实际上这是不断给日本医生加压力，要他早早下手；这样过了一夜工夫，谭玉龄一命呜呼了。

　　溥仪刚刚接到消息，吉冈跟着就来了，说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吊唁，而且还带来了一个花圈。这使得溥仪大为怀疑，何以能预备得这么快？莫非事先已经知道，谭玉龄将死在何时？

　　于是私下打听治疗经过，断定谭玉龄多言贾祸；由于常常批评日本人，以致为吉冈下了毒手。

　　不久，吉冈笑嘻嘻地拿了十来张年轻女子的照片，给溥仪过目，照片上的女子，一望而知是日本人，有的还穿着蓝色白边的水手服——日本女学生的制服，都是这个样子。

　　“谭贵人死了以后，陛下很寂寞。”吉冈说道：“陛下需要一个温柔的女子来伺候；这些，都是很好的淑女，请陛下挑选。”

　　溥仪一听这话，赶紧双手乱摇地说：“谭贵人遗体未寒，我无心谈这类事。”

　　“是的，我知道陛下很悲痛；我的目的，正是要解除陛下的悲痛，所以要早日为陛下办好这件大事。”

　　“这确是一件大事。不过，因为是大事，更需要慎重考虑。”

　　＊＊＊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们可怜的‘皇上’，对不愿娶日本‘妃子’这一点，倒是意志很坚决，不管吉冈怎么说，他总是敷衍着，不过，”张桂怀疑地说：“究竟能不能坚持到底，实在很难说。”

　　金雄白饱闻了溥仪的故事，内心浮起无限的感慨，“我们总以为他不过丧心病狂，甘作傀儡；现在才知道这‘甘’字用不上，竟是辛苦作傀儡，连石敬塘、张邦昌都不如。”他停了一下又说：“真是此中岁月，日夕以泪洗面。”

　　“可不是！‘皇上’苦，百姓也苦。”张桂放低了声音说：“金先生，你看蒋委员长的军队到底打得过日本小鬼不能？”

　　问到这句话，金雄白不能不稍作考虑，他必须再一次确定张桂决非替日本人工作，才能说实话。

　　于是他定睛注视着张桂，从他眼里那种充满着祈求的光芒中，他直觉地感到说实话是不要紧的。

　　于是他说：“即使眼前打不过，将来一定能打得过。本来蒋委员长的办法，一直是‘苦撑待变’，现在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跟美国拼命，不就是大变局的开始吗？”

　　“是，是！金先生，我还想请教你老一个问题，大家都说‘汪主席’是跟蒋委员长唱双簧，这话是真的吗？”

　　“唱双簧是不见得。不过汪先生的本意是救国家，和平也好，抗战也好，只要于国家有益，汪先生本人并无成见。”

　　“那么，到底他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以前他主张和平；现在不反对抗战，而且暗中在帮助抗战。”

　　“嗯，嗯！”张桂口头唯唯，脸上却有困惑的神色。

　　这也难怪，因为话好像有矛盾；金雄白觉得必须作一个解释，想了一下，决定先谈事实，再说理由。

　　“我举两点证明，汪先生不反对抗战，而且在暗中帮助抗战。第一、‘和平军’从来不以国军为敌。组织和平军，一方面是打算着能够让日本军撤走以后，能接替防务、维持治安；一方面是监视共产党的新西军。第二、重庆派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者，汪先生大都知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汪先生决不愿造成分裂。”

　　“是，是！”张桂脸上的疑云，涣然冰释，“怪不得‘汪主席’说东北的百姓将来仍旧是同胞。”

　　“对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金雄白接着又说：“当初汪先生主张和平，本心无他，不过估计上错了。错在两点：第一、他轻估了国军的力量，以为会支持不住；第二、他过于相信日本人，谁知道日本人会这么坏！”

　　“是啊！不经过不知道日本人之坏。”张桂紧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关乎蒋委员长跟‘汪主席’的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

　　“请问，是怎么个说法。”

　　据张桂所听到的说法是如此：汪精卫从重庆出去以前，本想当面跟蒋委员长谈和平问题；那时恰逢蒋委员长政躬违和，因为重感冒卧床休息，汪精卫借探病为名去探动静，问疾以后，正要谈入正题，不料蒋委员长拿起床头上的一杯白开水，喝了口说：“如果我们是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连喝杯水都不自由的。”汪精卫默然。

　　“大家都说，这是蒋委员长洞烛机先，故意这么说一句，让‘汪主席’开不得口。”张桂又说：“不然，他们两位意见不同，当时就会起争执，传出去不大好。”

　　“这话我亦听说过。当时我觉得蒋委员长不能容他人陈述意见，令人失望，现在才觉得他是对的。”金雄白作了个结论：“总而言之，此一时、彼一时。局势的变化，在主张和平的人，都没有料到；否则就不致于有眼前暂时分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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