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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张国涛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克伦斯基的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赤色的。原来俄国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二月革命”,是军队不奉政府弹压罢工工人的命令;国会亦起而反对政府;俄皇下令解散国会,而国会置之不理,成立了临时政府,由克伦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临时政府虽由专制改为共和,但实权操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当时认为“二月革命”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在作为俄共党史的“简明教程”中,更一再强调,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然水火不容。

  然则这一连四天在李汉俊家开会,又有甚么关系呢?张国涛说,因为李汉俊的立场有问题,所以在他家开“大会”似乎已引其它的恐慌;“他越是恐慌,我们越要在他家开会!”张国涛这样很得意地对陈公博说;脸上的神色,彷佛是虐待狂者获得满足时的反应。

  陈公博却大起反感,认为既属“同志”,应该相见以诚,相待以义;张国涛这样做法,不仅故意与李汉俊为难,甚至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种同舟敌国的现象,使得陈公博内心的满腔热情,顿时降到零度。

  再有件事,气得陈公博几乎要退席。有一件提案是:禁止共产党员参加政治,连教员都不许当。也许张国涛是希望逼着共产党员去当“无产阶级”的“工农”;以为参加政治就是做官,与组织的要求不符,但何至于连从事教育都不许?岂非荒谬绝伦!

  尽管陈公博全力反对,但在张国涛坚持之下,居然照案通过。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开会时,张国涛自动提出取消前一天的决议;陈公博自然要提出质问。张国涛的答复是:俄国代表的意见。

  原来那时“第三国际”有两个代表派在中国,一个叫吴庭斯基,一个叫马林;组织中国共产党,即出于吴庭斯基的策动,在这次“全代会”中,俨然君临的姿态,陈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惯;现在听张国涛恬不知耻地表明,一两个俄国人竟可推翻“大会”通过的议案,自然气愤难起;疾言厉色地说:“这样子不必开甚么会,只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当场冲突,不欢而散。

  到得最后一天,终于出麻烦了。他们开会总是在晚上,这天人还没有到齐,正在闲谈时,李家的仆人上楼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在问他:你们经理在家不在家?一听这话,深具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庭斯基和马林,立刻主张解散。于是张国涛领头,纷纷下楼,开了前门逃散;上海的“弄堂房子”习惯由后门出入,所以前门反变成比较安全的“太平门”了。

  陈公博本来心恶张国涛不顾“同志”危险,专跟李汉俊为难;及至急难来时,先就逃得快,那就不但心恶,而且心鄙了。此时他一方面觉得有跟李汉俊共患难的必要;一方面也想了解张国涛何以对李汉俊的恶感如此之深,所以留下来不走,跟李汉俊谈谈。

  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香烟,一人抽了一支,谈不到三五句话,三个法国“三道头”带着四个“包打听”上楼来了。“不准动!”有个包打听大喝一声。

  李汉俊想尽主人之礼,坐在那里探手去取烟罐,准备敬客,哪知手刚一伸,又吓一大跳!

  “叫你不准动,就不准动!”声音愈来愈粗暴了。不许动,不许说话,甚至不许喝茶——怕茶中预置了毒药;不过烟罐就在陈公博面前,他取烟抽,却未被禁;一支接一支,等搜索了一个多钟头,又问了李汉俊许多时候的话,恰好四十八支烟抽完,就轮到陈公博受讯了。

  陈公博不懂法语,“包打听”翻译着说:“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陈公博大为诧异,便用英语问“总办”:“你能不能说英语?”

  “行!”总办用英语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甚么怀疑我是日本人?”

  “现在我更加怀疑了。”

  “为甚么?”

  “你似乎不懂他说的中国话。”

  “那有这回事?”陈公博转脸用广东味道的“京腔”向包打听说:“他说我不懂你的话;请你告诉他,我懂不懂。”

  等包打听为他证明以后,总办问道:“你这次由甚么地方来?”

  “我是由广东来的。”

  “来干甚么?”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暑假到上海来看朋友。”

  “看那些朋友?”

  这一问太容易回答了,陈公博手一指说:“喏,这位李先生就是。”

  “你住在甚么地方?”

  陈公博想说住在永安公司的大东酒楼;话到口边,蓦地里想起,说了实话,可能会去搜查;不独他的妻子李丽庄会受惊,而且旅馆中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的书籍,这一搜出来,后果如何,难以逆料。于是他改口说道:“我就住在这里。”

  “你睡那里?”一个曾将李家搜查遍了的包打听说:“楼上主人两夫妻一间房;楼下是佣人房,那里还有第三间房?”

  他一开口陈公博就想到了:再加上那一段解释,更让他有从容思考的机会,所以等他说完,不慌不忙地答说:“天气太热,就在这客厅里打地铺,也很舒服。”

  那包打听对他的答复很满意;用法语向总办报告以后,讯问便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是他向李汉俊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只见李汉俊连连点头,事后告诉陈公博,那法国人教训了他一顿,说知道他们是智识份子,大概想有某种政治企图;但中国教育不普及,甚么都谈不到,任意妄为无非引起混乱而已。今天因为没有抓到证据,只好算了;希望他们以后不要再作这种集会。

  “证据是有的。”李汉俊从抽屉里取出来一张纸,“他们在搜抽屉,我的心已经跳到喉头了。居然这样重要而就在跟前的东西,会交臂而失,实在不可思议!”

  陈公博不用看就知道了,是陈独秀所草拟,自广州寄来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上面已改得一塌糊涂,不容易看得清楚,也许就因为如此,才会令人疏忽。

  风浪已过,陈公博便又要求主人供烟;也喝了好些茶,方始告辞出门。哪知一出弄堂,便发现有人跟踪,陈公博快他也快;陈公博慢他也慢。这一下就不能回大东旅馆了;陈公博漫无目的的走了一阵,盘算好了一条脱身之计;喊一辆“黄包车”,关照拉到八仙桥大世界。

  到得大世界,车一停下,转身之际,自然而然地看到了“钉梢”的人。这一回成竹在胸,毫不慌张,逛游艺场,在“共和厅”听了“女校书”,最后来到露天电影场。

  大世界夏天的露天电影场,共有两处,一处在地面;一处在屋顶,陈公博是先到地面那一处,坐在后面看了三四分钟,趁银幕上出现夜景,光线特暗时,离座而去,直奔屋顶露天电影场,绕了一圈,从另一边下楼,疾步出门,跳上一辆车,很快地回到了旅馆;一进门便说:“丽庄,丽庄,快把箱子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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