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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打开箱子,检取有关的文件,烧干净了,将灰烬丢了在痰盂里,陈公博方向妻子细谈这晚遇险的经过。

  “那天,”谈到这里,周佛海补叙他自己的经历,“我因为吃坏了肚子,大吐大泻;睡在贝勒路博文女中楼上的地板上,到得十二点多钟醒来,发见毛泽东在门外警惕地张望,我问他为甚么不进来?他说:他看看有没有陌生人。接着,将这晚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我。当然,公博的临危不苟,是事后听别人说的。那天晚上,公博真倒霉,惊魂初定,又接触到了一件命案;就在他大东旅馆间壁的屋子——”

  那间屋子里,寄宿的是一对情侣,由于婚事受阻,相约殉情;男的是洋行职员,偷了洋“大班”的一把手鎗,打算先结果了女的性命,再饮弹自杀。到得后半夜,在大风雨中,陈公博听得一声枪响,起床开门一看,走廊上空宕宕地甚么人都没有;夫妇俩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陈公博还以为是梦魇。

  及至天明起床,才知道出了命案,女的死在床上,男的却从从容容地走了。临走以前,写了一封长信,自道忽然觉得殉情是件卑怯的事,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奋斗下去。而且还吃了一碗面,方始离去。

  这一下,陈公博又紧张了,因为巡捕房查缉命案,他是紧邻,也许会被传去问话;节外生枝,暴露了他的秘密身分,可能又是一场灾难。因此,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决定到杭州去躲两天再说。

  就在这一天,周佛海这些人到了位居上海与杭州之中的嘉兴。原来周佛海听到了毛泽东的叙说以后,觉得“大会”功亏一篑,未免可惜,认为应该另外找个安全的地方,将最后一天的大会开完。同时想到上海代表李达的妻子,也是正跟周佛海在热恋中的杨淑慧的同学,是嘉兴人,不如托她安排。

  李达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替陈独秀看家;找到了一商量,决定连夜通知“同志”第二天到嘉兴开会。李达的妻子打前站,雇好了鸳鸯湖中一条大画舫;船到湖心,天公不知作美,还是痛哭,竟是滂沱大雨,雨声真如李义山诗中所形容的“锦瑟惊弦破梦频”,所以尽管船中开会,大声争执,隔着白茫茫一片烟雨的邻近船上,竟一无所闻。

  这天会中,通过了“党纲”和“党的组织”;接着是选举,陈独秀自然膺选为“委员长”;周佛海由于力疾从公的功劳,被选为“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下面“组织”、“宣传”两部,由张国涛、李达分别担任。

  会后到上海,周佛海一面搞共产党;一面谈恋爱,在南成都路辅德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也是他跟杨淑慧秘密谈情之处。至于“工作”,就不一定了,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屋顶花园”都是;因为他常需要跟马林接触,而会面的地点,总是在这些地方。

  跟马林见面顶重要的一件事是,领取第三国际所发的经费,所以有些人加入共产党,只是为了领取津贴,为生活而“革命”而已。周佛海就多少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暑假将近结束,陈独秀由于周佛海的函电交催,在广州辞了职回到上海,接掌由“委员长”改称“总书记”的大权。但他与马林的意见甚深,主要的是马林以为你们拿了第三国际的钱,就该听第三国际使唤,而陈独秀认为“朋友帮忙”是一回事,“独立自主”又是一件事。他说马林的话说错了,要他认错,才肯见面;马林不肯,以致形如参商,有甚么事接头,要由“同志”转达。

  这时莫斯科又派了一个山东人杨明斋到上海,预备创办“中俄通讯社”,住在陈独秀家;陈太太喜欢打牌,杨明斋亦好此道,所以有“同志”去看陈独秀,常被她拉成麻将搭子,有时“三缺一”亦能成局。周佛海就常打这种三人麻将。

  有天下午正打得起劲,留沪未走的汉口“代表”包惠僧去了,他向周佛海说:“我刚刚从辅德路上遇见密斯杨,她到你那里去了。”

  听这一说,周佛海便将牌让给包惠僧打,匆匆赶回秘密住处去会杨淑慧。走了半个小时,法捕房大批警探包围渔阳里,陈独秀夫妇、杨明斋、包惠僧,还有去访陈独秀的邵力子,都被捕了。

  陈独秀有过在北方政府被捕的经验,所以态度很沉着,不承认他就是陈独秀;巡捕房也相信了,因为在想象中,作为一个“政党领袖”必定气概轩昂;而陈独秀其貌不扬,还带些土气,“望之不似人君”,所以没有进一步查证。

  不过,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陈独秀,“元凶在逃”,当然要继续缉捕,所以命令守在陈家的包打听,不论甚么人上门,一律收禁。在这段期间,侥幸漏网的周佛海,陪着杨淑慧到法国公园去散步,经过渔阳里,杨淑慧要去看陈太太,周佛海不赞成,因而又侥幸逃过一关。但接踵之间,有个人自投罗网,遭了无妄之灾。

  这个人叫褚辅成,字慧僧,杭州人,在浙江政局中是重要人物;去访陈独秀时,为包打听逮捕,送到巡捕房,主办的翻译,恰好也是杭州人,急忙离座相迎,问他:“慧老,你怎么也在那里?”

  “我是去看陈独秀。”

  “慧老,你认不认识他?”

  “当然认识。”褚辅成没好平地答说:“不认识,我去看他干甚么?”

  “好,好!我带你去看他。”

  带到别室,陈独秀一看褚辅成的脸色,急忙打手势想通款曲,褚辅成已经大声在问了。

  “仲甫,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下,身分拆穿;守在陈家的包打听,奉到不再逮捕任何人的命令。恰好此时,周佛海又来了——他是顺道去看马林;为马林带来一封致陈独秀的“哀的美敦书”,上面写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由于措词严重,所以周佛海连杨淑慧都顾不得陪,急急赶来下书。

  到得渔阳里一看,陈家的后门关着,周佛海不由得奇怪;上海的“弄堂房子”,进后门就是厨房,时值黄昏,作炊之时,天气又那样热,所以除非全家出外,后门是没有一家不敞开的。陈家访客甚多,在白昼,后门从无关闭之时,唯独此刻例外,是何缘故?

  一面这样想,一面已动手去敲门;门开处出现一个彪形大汉,用山东话问道:“你找谁?”

  “我找陈先生。”

  “不在家!”砰然一声,后门又关上了。

  周佛海越发奇怪;一路走到家,都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不久,有个叫陈望道的“同志”,神色仓皇地来告警;周佛海才知道陈独秀等人被捕,暗叫一声“好险!”匆匆焚毁了重要文件,找个小旅馆住下:一面自己避祸,一面还要设法营救陈独秀。

  就在这时候,马林来找周佛海,说要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对抗“华盛顿会议”——美国总统哈定所发起,受邀参加的共有中、英、法、意、日、荷、葡、比八国;会议的主旨在解决存在于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的,足以造成纠纷的各种问题。而第三国际认为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会议,所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希望中国能够派出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六十人至七十人,到俄国去出席。

  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周佛海只有亲自去奔走,坐了长江轮船到湖南、湖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拉了二十几个不满现状,性情偏激的青年到上海交差;接着便回到了鹿儿岛“七高”。

  七高毕业,升入京都帝大,周佛海的原意是日本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威河上肇在帝大执教,想从他进一步精研马克思的学说。结果,周佛海从河上肇那里得到的,是坚强的反共产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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