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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陈公博早又回香港了，他对“组府”本不感兴趣，从高陶事件以后，态度益发消极，此时岑德广问到，周佛海叹口气说：“汪夫人预备亲自去劝驾，来不来未可知！” 　　“有公博在这里就好了；你跟公博一起跟司徒雷登见面，可以表示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以后报告汪先生，有公博在场也比较好说话。”岑德广接着问道：“你是不是先要跟汪先生谈一谈？” 　　“你看呢？” 　　“我觉得事后告诉他比较好。” 　　周佛海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甚么事，只有我先挺下来再说。” 　　＊ ＊ ＊ 　　见面的日子，定在二月十二日；到了约定的时间，岑德广派了一辆车，将司徒雷登及他的秘书傅泾波，接到了愚园路岐山村的住宅，周佛海已经等在那里了。 　　经过短短的一番寒暄，司徒雷登用一口可以乱真的杭州话说道：“我等于一个中国人。” 　　就这一句开场白，周佛海与岑德广对这个高大的美国朋友，立即有了一种很微妙的亲切感，不约而同地深深点头，表示领会到他的立场。 　　“蒋委员长励精图治，这几年来国内无论物质上的建设，精神上的培养都令人刮目相看。不幸地爆发了七七事变，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看到中国的进步，内心不安之故。” 　　周佛海接口说道：“我要说明，日本看到中国进步，内心不安，诚然有之；不过那是日本军阀的心境，而且也只是一部分日本军阀，像松井石根、杉山元之流。” 　　“是的！因此，中日之间的和平，在日本方面出现了机会；现在是中国方面的问题。将近两年的作战中，已证明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此时求得合理的和平，给英明的蒋委员长几手生聚教训的时间，仍旧可以跟日本一决雌雄。”司徒雷登紧接着以郑重的神色说道：“这完全是我把我当作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周佛海说：“事实上，我们内心中也是这样想法。” 　　“你所说的‘我们’，想必包括汪先生在内。对于汪先生倡导和平，我极表赞成；不过传闻汪先生将另组‘政权’，如果所传是实，那是中国的另一大不幸。” 　　“喔，”周佛海以极沉着的态度说道：“请司徒博士作个简单分析。” 　　“很显然地，在对外作战时，内部和战的步骤，不能一致，已是一个弱点；如果造成分裂，更非国家之福。” 　　“司徒博士的看法，就一般而言，是不错的。不过，一时分裂的现象，也许反可以发生加速复合的力量。” 　　“分裂之后再复合，裂痕总归存在的。”司徒雷登不愿在这个问题引起争执，话锋很快地一转，“我这次到重庆，会竭见蒋委员长；很愿意将汪先生方面的真意转达蒋先生，谋求一个共济之道。今天想跟周先生见面，就是为了想了解汪先生方面的意见。” 　　“司徒博士的热诚，我们感激而且佩服。不过，以蒋先生目前的处境，已无法与日本交涉和平；目前进行组织‘政府’，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立场，以便利进行交涉。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组成以前，重庆跟东京的和谈，已经在进行；那么成立新‘政府’这一层，自可从缓。倘如重庆与东京能够达成停战的协议，则新‘政府’虽已成立，亦可随时取消。” 　　这样彻底的表示，司徒雷登为之动容；便进一步问道：“照周先生的说法，不知道汪先生是不是同意？” 　　“我们可以完全代表汪先生，保证履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请司徒博士代为向蒋先生表明：我们所做的事，纯在求取全面和平，决不会成为重庆与东京和谈的障碍。” 　　岑德广所提出的，如果和谈实现，希望美国居间保证。周佛海不赞成他的这种主张，因为不论如何，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事，邀请另一国居间保证，无异自请他国来干预内政；不过司徒雷登已经很爽快地作了承诺，也就不必再提任何异议了。 　　“周先生，”司徒雷登又说：“我大概在月底才会从上海动身；如果汪先生还有甚么意见要我带到重庆，我是乐于效劳的。” 　　周佛海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对于他刚才所说的，可以代表汪精卫保证“新政府”将不会成为和谈障碍的声明，希望进一步获得本人的确认；因而毫不迟疑地答说：“在司徒博士起程以前，不妨再叙一叙；我可以把汪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详细奉告。” 　　【第二部　第二章　悔不当初】 　　谈话到此，可说是到了圆满结束的时候；但司徒雷登兴犹未央，而傅泾波却又提出一个深具意义，也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 　　“我们研究过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导和平的动机之一，是为了反共；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曾经表示，希望蒋委员长改变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据说‘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期上面，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说明了中日和平与反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与陈公博先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催生者；由发起共产党到坚决反对共产党，是甚么力量来推动了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理论！”周佛海平静而简洁地答了这两个字；“不过公博是就经济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通；我是从鹿儿岛七高毕业以后，升学京都帝大，听了河上肇博士的课，又彻底研究了他的著作，从政治方面看透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的中国，根本不能实行。” 　　“周先生参加共产党，是在七高时代？” 　　“是的。那是在一九二一年夏天；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十三人；代表上海、北平、长沙、广州、武昌、济南这六个地区的五十七名党员。” 　　“只有五十七个人？” 　　“是的。像广州，公博跟谭平山叔侄一共三个人，就成立了广州共产党。那次广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泽东是长沙的代表。但是所谓‘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因为——” 　　因为“北李”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暑假正是整顿内部的时候，他身为馆长，不容他请假南下；“南陈”陈独秀则方为陈炯明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亦以同样的理由，无法分身。因此，这一次“大会”的主席，就由曾经去过俄国的张国涛担任。 　　“据公博后来告诉我，他之脱离共产党，就起意于对张国涛的不满；公博一向喜欢观人于微，当时张国涛的处置，我倒并不以为不当，而公博看出来了，事情是这样：最初决定，开会为了安全问题，应该逐日更换地点，但一连四天，都在法租界贝勒路，上海代表李汉俊家开会。公博便问张国涛何以与原议不符？你们知道张国涛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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