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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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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重庆号”尚在启德机场，而“桂林号”由于提前起飞，被日本战斗机误认为攻击的目标。 左右夹攻之下，“桂林号”的美籍正驾驶，只能沿珠江低飞，在中山县所属，地名张家边的水面迫降；因为飞机本身有相当的浮力，入水不会马上沉没，仍有逃生之望。 但是，日本战斗机却钉紧了目标，轮番低飞扫射；胡笔江已经爬出窗口，只以回身去取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这片刻的耽误，等到第二次脱离窗口，跃入水中时，恰好敌机俯冲扫射，中弹殒命。 唐寿民阴错阳差地逃过了一场劫难，仍旧留在香港，独揽交通银行的大权。“十二．八”变起不测，当日军攻陷九龙，向香港展开猛烈的炮战时，交通银行正由美国运到大量新钞，尚未发行。为了怕落入敌人手中，他亲自督率全体员工，将这批新钞票，截角焚毁。在日本人看，这是非常严重的反抗行为，所以香港一沦陷，他被冈田芳政列入首先要搜捕的黑名单中。 唐寿民当然也知道自身的危险；化装成药材商，预备趁日军疏散难民的机会，由广东转入内地。不幸的是，让关卡的日军识破身份，送到香港大酒店；由于他在被捕后还不肯承认自己就是唐寿民，所以日军认为他随时会潜逃，加紧监视，行动只在斗室之中，一切有限度自由活动及接见亲友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管理这一批身份介于俘虏与客人之间的名流的，是一个名叫井崎喜代太的中尉，颐指迫使，架子极大；他要每一个人写一篇自传，表明过去的历史，及与国民党的关系。其中最有骨气的是陈友仁，批评日本军阀胡闹，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必将失败；最热中的是郑洪年，表示自己很有办法，希望日本人能够用他。 ＊＊＊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日，皇后道中突然戒严；香港大酒店附近，更为严密。同时被软禁的“贵宾”们都接到了通知，有两个日本将官要来看他们。 两个都是中将，一个是来自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后宫淳；一个就是主持港、九作战的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他们是由冈田芳政陪了来的。 在华丽明亮的大客厅中，首先被请来谈话的是老外交家颜惠庆。经过冈田的介绍，后宫与酒井都很客气地道了仰慕之意。然后由后宫发问：“请问颜博士，你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如何？” “此一事件发动得太突然，我事先毫无研究，无法推断将来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请颜博士对我们作一点具体的建议？” “战区如此辽阔，牵涉的因素如此复杂，像这样的战争，是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颜惠庆又说：“光凭报纸上的一点消息，不能让我充分了解整个情况，所以很抱歉，我实在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 “那末，对于国民政府的宣战呢？”后宫问说：“颜博士是否认为会影响中日之间和平的达成？你看，有多少宣战的理由？” 颜惠庆仍旧用闪避的态度：“国民政府宣战的消息，我是间接听到；正式文件，未经寓目，歉难列举宣战的理由。” “再请问颜博士，你对未来有甚么希望？” 颜惠庆想了一下答说：“中日军事冲突，已逾四年，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中国的难民，最低的估计，亦已超过一千万；物资上的毁弃，更无从计算。可是现在战区日益扩大，这是最不幸的一件事。个人年事已高，希望能有重睹升旗的一日。” 这是极好的一篇外交词令，最后一句话，可以解释为赞成中日全面和平；也可以解释为日军全面撤退。说战区日益扩大为不幸，即表示希望日本不再向国军防守区域进攻；亦有指责日本军阀穷兵黩武之意。言婉而讽，经过翻译传达后，后宫与酒井都频频点首，是称许的模样。 “颜博士，”后宫开始游说了，“以你的经历及经验，如果能够参加政治活动，对于达成你早睹升旗的希望，一定大有助益。我们乐于见到你出山。” “多谢盛意。”颜惠庆从容答说：“我以衰病之身，从辞去驻苏大使以后，就决定退休，至今七年，不但无意再入仕途；而且与实际政治也脱节了。暮年岁月，惟有从事文教及慈善事业，服务社会、略尽国民一分子的责任而已。我过去在北京政府，参加内阁，办理外交，前后二十年，自愧建树不多；现在年迈力衰，就想为国效劳，亦势所不许。” “照颜博士所说，如果有文教及慈善方面的工作，你是乐于参加的？” “是的。”颜惠庆加强语气补了一句：“必须是非政治性的，纯粹属于社会自发的！” 谈到这里，后宫向酒井问道：“阁下有甚么事，要向颜博士请教？” “我想请教颜博士，对于促进中日两民族间真正的亲善，有何高见？” “此事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颜惠庆闪避着说：“将来如有所见，一定会提供当道作参考。” 谈话到此告一段落，送走颜惠庆，请来陈友仁，继续再谈。 由于事先已看过陈友仁所写的“自传”，知道他是“亲苏派”，所以谈话也便集中在这方面，后宫问道：“陈先生，你对史达林的看法如何？” “我没有跟史达林接触过；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由松冈洋右去回答。”陈友仁用英语回答。 一开始就是深刻的讽刺，松冈洋右与史达林在莫斯科车站拥抱那一幕，日本军人大都引以为耻。所以后宫与酒井，相顾嘿然，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陈先生，”冈田芳政打破了沉默，“听说你一向与蒋介石先生不和——” “不！”陈友仁有力地打断了他的话，“中国是团结的。蒋先生现在领导整个国家，为了民族的生存作艰苦的奋斗，我对他只有敬重。” “那末，陈先生，你为甚么不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呢？” “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工作，才能表示敬重蒋先生。” 话有点说不下去了。酒井的脸色很难看；冈田深怕闹到不欢而散，破坏了这一次特为来笼络目的。 后宫略一颔首，随即问道：“陈先生，如果我们释放你，你愿意到那里去？” “如果是释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那里去，不必告诉你。倘或你们仍旧当我是俘虏，到那里去都没有我作主张的余地，也就不必多说了。” 态度始终是如此傲岸！但后宫亦起能忍耐；用解释的语气说：“陈先生，你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你愿意到那里去，告诉了我们，好替你准备交通工作。” 陈友仁想了一下答说：“上海虽已沦陷，但照国际公法，仍旧是中国的领土。我愿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内地，也必然说是愿意到上海；到时候再设法转道，比在香港、九龙要方便得多。事实上，日本军方，也已作了决定，这批高级俘虏，以移送到上海，最为妥当。 这期间，南京、上海方面，不断有人派来，而目的不同。来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争取有份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头，参加“和平运动”。这个工作没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败；有些人已作了口头承诺，只以日本军方要听东京的指示，一时还不能将愿意参加汪政府的人，交给南京来人。 来自上海的，情况最复杂，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来营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七十六号”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个目标是陶希圣，但他早已举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难民队伍中，间关抵达“行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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