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春秋(76)_高阳

七六

　　这一下就盘诘不休了。林北丽紧张得一颗心直抵喉头，口干舌燥，双眼发花；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突然看到丈夫又往回走了。这是第二次释放，林北丽喜极泪流；想迎上前去，而旋即警觉，不可有感情上过分的表现，应该保持平静到最后。

　　那知变起仓卒，一声枪响，林庚白倒在地上；林北丽不暇思索，拔步往坡下奔，到得林庚白身旁，想去扶救时，又一声枪响，她只觉得右臂像被火烫了一下——事实上是一颗子弹穿过她的右臂，打中了林庚白的背部，位置是在左面，正好是心脏部位，成了致命之伤。

　　“庚白！庚白！”林北丽忍痛扶起丈夫；但见双眼上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人世了。附近人家，听得枪声，多在窗户缝隙内窥看；等日军扬长而去，方敢出来问讯。林家的佣人亦已赶到，乞求邻居相助，将林北丽的伤处草草包扎，扶着去求医；医师诊所，拒而不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肯收容的医院。

　　安置了林北丽回来再料理林庚白的身后，时逢乱世，棺椁难求，只能草草掩埋天文台附近的一处菜园内。四十五岁的盛年，如此结束；善于“人鉴”的林庚白，是怎么样也自我鉴照不到的。

　　▼第十七章　名流星散

　　（香港沦陷后，政要名流的下落。）

　　就在这一天，日军开始对香港发动总攻击，由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为基干的佐野兵团，分左右两翼，在香港的筲箕湾及北角强行登陆；九龙方面可以看到日军在香港升起的气球，显示登陆已经成功。

　　在日军炮轰香港及强行登陆以前，曾两次派遣参谋向英军劝降，都被严词拒绝；登陆以后，亦仍然不愿投降。于是，出现了一场自日军侵华以来，从未见过的奇特形式的战役，因为香港是丘陵地带，复有坚固的高楼大厦，可以代替防御工事之用，所以既非人自为战，短兵相接的巷战，但也不是开阔地带，可完全使用重武器的阵地战，而是两者交替的进行。佐野兵团自香港东北角，向西推进，初步以占领位于香港中部的力高臣山及金马仑山为目标；混战了两天，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占领了黄泥涌山峡，惊喜地发现了大水塘——香港自来水的唯一水源地。

　　这一来，日军等于扼住了香港的咽喉；等到破坏了给水设备，香港的居民便如置身在烟狱中了，只有炽热的炮火，没有点滴清凉的甘露。英军是非投降不可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平静无事，午后的炮火却空前地炽烈，“山顶区域”——香港最高贵的地带，亦是总督府所在地，硝烟弥漫，惊心动魄。这样到了下午五点五十分，“扯旗山”上终于扯出白旗，停战投降的命令，迅即传到各防守地区。日军亦作了相同的反应，炮声顿息，只有断续的机关枪声；真如“鸟鸣山更幽”一样，反更显出死样的沉寂。

　　而就在这沉寂之中，香港名流所集中的“香港大酒店”，出现了石破天惊的举动；有位赋性正直敢言，著作甚丰的名记者李健儿，笔名“黑翁”，在扯旗山上出现白旗以后，呼叫如狂，直奔天台，大喊一声：“自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然后纵身一跃，碧血四溅于皇后大道中。

　　此外，还有防守西线的司令官劳森准将，奉令停战后，单人双枪，冲入日军阵地，见人便射，杀了十几名敌人，终于死在乱枪之下。

　　在九龙，半岛酒店虽然五楼已成为日军司令部，但对旅客，居然仍旧供给“圣诞大餐”，而且是传统上必不可少的火鸡。但隔海突然的沉寂，为大家带来了莫名的不安，因而食欲无不大受影响。

　　深夜，在耳语中流传着一个消息，香港总督杨慕琦，已率同“太平绅士”，向日军投降；事后“太平绅士”各自回家，杨慕琦则已被送至九龙，此刻就住在半岛酒店六楼。

　　＊＊＊

　　日本政府正式发表，派矶谷廉介为总督；广东的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郎为政治部长，主管民政。但此时港、九最有权力的日本人，却是一个名叫冈田芳政的中佐；他是日本在华老牌特务机构“梅机关”的代表，派到香港，成立了作为“梅机关”支部的“兴亚机关”。早在“十二．八”以前，冈田就在港九大肆活动；那些地方上知名人物之成为“特侦”，以及失陷在九龙的要人名流，被请到半岛酒店，以便接受“保护”，都是冈田一手所策划。

　　及至香港沦陷，那里的要人名流，一样被集中在香港大酒店。最后，并“半岛”的“楚囚”于“香港”；但为政府工作的要员，却都由水路或者化装为难民，进入广东，由惠阳经韶关而脱险。

　　在日本人看，被软禁在香港大酒店中的人物，都是大有用处的。其中有张静江的女婿，做过外交部长的陈友仁、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外交界耆宿颜惠庆、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曾任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段祺瑞一系的大将曾云霈、《星岛日报》董事长，有名的富豪胡文虎，以及粤军前辈许崇智。

　　许崇智是在香港的广东人中，声望最高的一位；因此，冈田首先策动他来歌功颂德，劝人归顺。软哄硬逼，许崇智无可奈何，只有点头。

　　讲词当然是冈田派人写好拿来的；许崇智到了电台，以毫无表情的声音，照本宣科。最后应是宣布“完了”二字；许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讲的话讲完了！”坐在收音机前的人，心照不宣，许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监听的人，大为恼火，找他去办交涉；他很轻松地答说：“我说的是实话，不是你们交代我要这么讲的吗？”

　　在软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过得却很悠闲，除了供给不缺，可以在酒店的范围内自由走动，甚至可以来八圈卫生麻将；也不禁亲友的拜访。只有一个人例外，交银通行总经理唐寿民。

　　唐寿民是江苏镇江人，银行界中“镇江帮”很有名，所谓“江浙财阀”之“江”，看起来指江苏，其实是指镇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胡笔江，也是镇江人；但他跟唐寿民面和心不和，因此阴错阳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三年前的八月间。那时中央政府已决定迁到重庆，但国家行局的业务重心，却在香港；财政部为了召开货币金融会议，电令在香港的国家行局总经理，到重庆商讨筹备事宜，据说胡笔江怕唐寿民在最高当局面前，有不利于他的陈述，因而自告奋勇，愿作此行。当时的飞机票很难买，结果从金城银行所定的机器中，情让到一张，预定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搭“桂林号”起飞。

　　恰好立法院长孙科，访俄回国，经港小住，也定在这天飞到汉口向最高统帅复命。中国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飞机是上午八点钟起飞的“重庆号”。这天一早，孙科由随员梁寒操等人陪着，从半岛酒店到了启德机场；时间太早，“重庆号”还在作例行的地面检查工作。孙科只当替他预备的是专机，应该“升火待发”，人到即行；见此光景，大发脾气，原车回到半岛酒店，开始早餐。看看时候将到，随员促驾，而孙科余怒未息，迟迟起行。

　　中国航空公司已知道孙科对他们不满，如果“重庆号”按时期飞，等他一到，无机可搭，岂非更要大发雷霆？因此，不敢不等；好在航线由昆明转重庆的“桂林号”，乘客都已到齐，于是中航将飞行程序变更了一下，让“桂林号”提前起飞。

　　那知飞机一出航线，便有四架日本零式战斗机在等着了。原来中苏复交后，民国二十五年，成立“中苏文化协会”，一直是孙科当会长，抗战爆发，中央决定派他与王宠惠展开对苏谈判，接洽军援；这年初夏，更发表孙科为特使，率领一个访问团，搭机绕道欧洲，飞抵莫斯科，洽借一亿五千万美金的军火援助。这一来大遭日本军阀之忌，等他一到香港，便买通了一个姓彭的汉奸，打听到了孙科的行期，要置他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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