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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这当然是日本军部所办不到的事。本来影佐祯昭策动汪精卫从抗战阵营脱逃，只是利用他来作一个鼓吹和平的喇叭，根本就没有扶植他另组“政权”的打算。但由于周佛海的大肆活动，现在有弄假成真的模样，以致日本军部颇为矛盾，一方面感到在人情上不能不支持汪精卫；一方面又觉得汪精卫的“组府”，可以构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因而在举岂不定的状况中，形成听其自然的情势。 　　但由于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组府”一事，认为是日本有无求和诚意的一个考验，那就不能不稍作抑制；于是今井与影佐密商决定，今井仍按约定日期到香港密晤“舒先生”；而影响佐对汪精卫方面所提出的“还都”的条件，如国旗问题、承认问题，设法拖延不作解决，同时在侧面鼓励汪精卫、周佛海向重庆表达全面和平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高陶事件”明朗化了；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汪、日密约原件，及高、陶关于汪、日勾结的说明，不但对汪系要角，就是对影佐及他的“梅机关”，亦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周佛海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向犬养健说：“高陶发表的文件，对我们非常不利。如今要谈补救之道，只有以行动来证明那些文件之不确。” 　　周佛海提出三项行动：第一、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由南京移往别处，表示汪政府并非敌军占领下的傀儡政权；第二、加在国旗上的那条杏黄色飘带取消；第三、日本尽快承认“新政府”。 　　犬养健表示同意，把握机会劝周佛海到日本去一趟，顺便谈一谈对重庆谈和的问题。于是周佛海征得汪精卫同意后，由犬养健及梅机关的石原少佐陪着，乘飞机秘密抵达福冈；参谋本部接到犬养健的通知，已经派了第八课长臼井大佐在等候了。 　　参谋本部向重庆试探和平的负责人是“双井”——今井与臼井；此时今井在上海，所以由臼井接待，在周佛海所下榻的荣屋旅馆，密谈对重庆的工作。 　　周佛海表面说得很堂皇，实际上是要劝服日本军部全力支持“汪政权”尽快出现。他的想法是，自己要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才能进一步向国民政府要求全面和平；退一步亦有个“小朝廷”可以自保。 　　因此，他一直强调，日本对国民政府求和，不可操之过急，否则，重庆方面将会以为日本目前已陷于非常困难的地位，调子唱得更高，以致欲速则不达。他这番话的用意，无非希望日本军部了解，全面和平决不能在短期内出现，所以不应以向重庆试探谈和而影响了“新政府”的成立。 　　可是，臼井并没有受他的影响，日本军部只希望从周佛海口中，了解一个问题；如果将来国民政府以撤消汪政权为谈和的先决条件，汪精卫持何态度。 　　“汪先生一直抱着苟利于国，生死以之的基本态度，将来新政府一定不会成为实现全面和平的障碍。”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臼井表示满意；“那末，周先生你呢？”他又问：“现在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实际上是你在推动；所以你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 　　“新政府成立以后，跟国民政府决非处于对立的地位。我不存见谅于蒋先生的心；尤不存见用于蒋先生的心。为和平而来，当然为和平而去，将来和议告成，我要摆脱一切，做一个平民。” 　　臼井不了解周佛海是想过一手创一个“政权”的瘾，只觉得他很矛盾；既然如此淡泊，何以目前对组织新政府，又表现得那样热中？不过，就算他言不由衷也不要紧；一旦跟国民政府谈和谈成了，就拿他今天的话，逼他下场，他想恋栈也不行！ 　　这样一想，臼井觉得此行的任务已经完全达成，欣然辞去，当天就回东京，草拟向国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条件。 　　周佛海只看出日本军部求和之心甚亟，却不知道“两井”在香港的活动；觉得此行仅仅只跟参谋本部主管“联合情报”的第八课长见一次面，除了申述自己的立场以外，甚么结果也没有，是件相当泄气的事。 　　但臼井却不同，兴匆匆地，紧接在周佛海之后，到了上海，与今井会齐，由铃木陪着，秘密到达香港，今井要求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提供一项协助，在不使对方知道的情况下，摄得舒先生的照片。他们的总领事一口答应，决无问题。 　　到得见面时，双方都是三个人；中国方面除了“舒先生”，还有两个人，一个姓张，是外交官；一个姓程，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副官，张、程二人都精日语，就不必另带翻译了。 　　“我们带来了条件。”今井说道：“由这三个条件中，充分表现了日本希望与中国旗等提携的诚意，第一个是关于撤兵问题。扬子江以南，立刻可以撤兵；稍后是华北。” 　　“你看怎样？”“舒先生”问姓张的外交官——外交部专员。 　　“满洲怎么样？”张专员径自用日语发问。 　　“满洲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井答说：“第二个条件是，国民政府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舒先生”经由张专员的翻译以后，断然决然地答说。 　　“关于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不过旧事重提而已。当贵方蒋作宾先生担任驻日公使时，与近卫公爵商谈调整中日邦交时，贵方对‘满洲国’问题，曾有过口头的承诺。经过的情形，我还记得——” 　　据今井说，一九三三年暮春，近卫公爵住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时，正好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那里静养；有一天蒋作宾带着他的秘书丁绍仞去拜访近卫——丁绍仞是近卫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 　　从这次友谊性的拜访以后，蒋作宾与近卫大约每个月会晤一次；谈到中日邦交问题，两人的意见渐渐接近，认为日本军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 　　一九三五年夏天，中日两国决定将公使升格为大使；蒋作宾即于此时回国，专程晋谒驻节成都、亲自指挥剿共军事的蒋委员长，将在日本与近卫及其它在野各派如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恳谈所获得的结论，细细陈述。同时提出他所拟促进中日和平的具体方案。 　　蒋委员长听取了外交部门的意见，经过慎重的考虑，批准了蒋作宾的方案，于是仍派丁绍仞携回日本，转交已移居轻井泽的近卫。 　　这方案的主要内容，共为四点：第一、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第二、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与东三省有关者暂时除外。同时停止自以为优越的宣传；中国停止排日教育。第三、以平等互惠原则，展开经济提携。第四、在经济提携的基础上，缔结军事协议。 　　今井追述到此，作了补充说明：“当时缔结军事协议，即是为了共同防共；如果能到达这个阶段的合作，蒋委员长曾表示准备亲自访日，与我们的军事当局商谈。至于所谓‘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即是事实上的承认。” 　　“不然，这是作为一个悬案”，张专员又说：“而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形势根本不同。” 　　“舒先生”彷佛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便故意问道：“我想请今井大佐告诉我，近卫公爵接到这个方案以后，如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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