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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在华丽明亮的大客厅中,首先被请来谈话的是老外交家颜惠庆。经过冈田的介绍,后宫与酒井都很客气地道了仰慕之意。然后由后宫发问:“请问颜博士,你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如何?”

  “此一事件发动得太突然,我事先毫无研究,无法推断将来的结果。”

  “是不是可以请颜博士对我们作一点具体的建议?”

  “战区如此辽阔,牵涉的因素如此复杂,像这样的战争,是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颜惠庆又说:“光凭报纸上的一点消息,不能让我充分了解整个情况,所以很抱歉,我实在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

  “那末,对于国民政府的宣战呢?”后宫问说:“颜博士是否认为会影响中日之间和平的达成?你看,有多少宣战的理由?”

  颜惠庆仍旧用闪避的态度:“国民政府宣战的消息,我是间接听到;正式文件,未经寓目,歉难列举宣战的理由。”

  “再请问颜博士,你对未来有甚么希望?”

  颜惠庆想了一下答说:“中日军事冲突,已逾四年,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中国的难民,最低的估计,亦已超过一〇〇〇万;物资上的毁弃,更无从计算。可是现在战区日益扩大,这是最不幸的一件事。个人年事已高,希望能有重睹升旗的一日。”

  这是极好的一篇外交词令,最后一句话,可以解释为赞成中日全面和平;也可以解释为日军全面撤退。说战区日益扩大为不幸,即表示希望日本不再向国军防守区域进攻;亦有指责日本军阀穷兵黩武之意。言婉而讽,经过翻译传达后,后宫与酒井都频频点首,是称许的模样。

  “颜博士,”后宫开始游说了,“以你的经历及经验,如果能够参加政治活动,对于达成你早睹升旗的希望,一定大有帮助。我们乐于见到你出山。”

  “多谢盛意。”颜惠庆从容答说:“我以衰病之身,从辞去驻苏大使以后,就决定退休,至今七年,不但无意再入仕途;而且与实际政治也脱节了。暮年岁月,惟有从事文教及慈善事业,服务社会、略尽国民一分子的责任而已。我过去在北京政府,参加内阁,办理外交,前后二十年,自愧建树不多;现在年迈力衰,就想为国效劳,亦势所不许。”

  “照颜博士所说,如果有文教及慈善方面的工作,你是乐于参加的?”

  “是的。”颜惠庆加强语气补了一句:“必须是非政治性的,纯粹属于社会自发的!”

  谈到这里,后宫向酒井问道:“阁下有甚么事,要向颜博士请教?”

  “我想请教颜博士,对于促进中日两民族间真正的亲善,有何高见?”

  “此事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颜惠庆闪避着说:“将来如有所见,一定会提供当道作参考。”

  谈话到此告一段落,送走颜惠庆,请来陈友仁,继续再谈。

  由于事先已看过陈友仁所写的“自传”,知道他是“亲苏派”,所以谈话也便集中在这方面,后宫问道:“陈先生,你对斯大林的看法如何?”

  “我没有跟斯大林接触过;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由松冈洋右去回答。”陈友仁用英语回答。

  一开始就是深刻的讽刺,松冈洋右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车站拥抱那一幕,日本军人大都引以为耻。所以后宫与酒井,相顾嘿然,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陈先生,”冈田芳政打破了沉默,“听说你一向与蒋介石先生不和——”

  “不!”陈友仁有力地打断了他的话,“中国是团结的。蒋先生现在领导整个国家,为了民族的生存作难苦的奋斗,我对他只有敬重。”

  “那末,陈先生,你为甚么不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呢?”

  “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工作,才能表示敬重蒋先生。”

  话有点说不下去了。酒井的脸色很难看;冈田深怕闹到不欢而散,破坏了这一次特为来笼络目的。

  后宫略一颔首,随即问道:“陈先生,如果我们释放你,你愿意到那里去?”

  “如果是释放,我有我的自由,希望到那里去,不必告诉你。倘或你们仍旧当我是俘虏,到那里去都没有我作主张的余地,也就不必多说了。”

  态度始终是如此傲岸!但后宫亦起能忍耐;用解释的语气说:“陈先生,你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你愿意到那里去,告诉了我们,好替你准备交通工作。”

  陈友仁想了一下答说:“上海虽已沦陷,但照国际公法,仍旧是中国的领土。我愿意回上海。”

  即使想赴内地,也必然说是愿意到上海;到时候再设法转道,比在香港、九龙要方便得多。事实上,日本军方,也已作了决定,这批高级俘虏,以移送到上海,最为妥当。

  这期间,南京、上海方面,不断有人派来,而目的不同。来自南京的,自然是汪政府的特使,希望争取有份量的在野名流,金融巨头,参加“和平运动”。这个工作没有成功,但也不是完全失败;有些人已作了口头承诺,只以日本军方要听东京的指示,一时还不能将愿意参加汪政府的人,交给南京来人。

  来自上海的,情况最复杂,有受杜月笙之命,到香港来营救“老朋友”的徐采丞;也有“七十六号”派人“抓人”的。最大的一个目标是陶希圣,但他早已举家混入第一批疏散到曲江的难民队伍中,间关抵达“行在”了。

  香港大酒店中的羁客,能恢复自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许崇智,他与新任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是老朋友,而且在表面上,日本人“交代”他做的事,很巧妙地都敷衍过去了,所以提前释放。

  一个是胡文虎。他在香港虽只有一座“虎豹别墅”与一张报纸;但在南洋一带,事业甚多,号召力亦不小,日本人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自然特加青睐。

  再有一个就是曾云霈,他是留日出身;当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时代,很得意过一阵子;在日本阁员级的要人中,朋友很多。而且十几年来,他亦未曾参加实际政治工作,生活靠蒋委员长迎段南下,月饭二万元中,分润维持;段祺瑞一去世,境况更窘。这些情形,日本人是谅解的;因而宽大处理放他一条生路。

  除此以外,另有三个人受到特别优待。第一个是“北平李丽”;虽然美人迟暮,但风华如昔,典型犹存,广东特务机关长兼任香港民政长的矢崎,一见惊为天人,倾倒不已。于是“北平李丽”成了香港名女人中的名女人。她本来以手面豪阔出名;这一来更得畅行其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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