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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而就在这沉寂之中，香港名流所集中的“香港大酒店”，出现了石破天惊的举动；有位赋性正直敢言，著作甚丰的名记者李健儿，笔名“黑翁”，在扯旗山上出现白旗以后，呼叫如狂，直奔天台，大喊一声：“自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然后纵身一跃，碧血四溅于皇后大道中。

　　此外，还有防守西线的司令官劳森准将，奉令停战后，单人双枪，冲入日军阵地，见人便射，杀了十几名敌人，终于死在乱枪之下。

　　在九龙，半岛酒店虽然五楼已成为日军司令部，但对旅客，居然仍旧供给“圣诞大餐”，而且是传统上必不可少的火鸡。但隔海突然的沉寂，为大家带来了莫名的不安，因而食欲无不大受影响。

　　深夜，在耳语中流传着一个消息，香港总督杨慕琦，已率同“太平绅士”，向日军投降；事后“太平绅士”各自回家，杨慕琦则已被送至九龙，此刻就住在半岛酒店六楼。

　　＊ ＊ ＊

　　日本政府正式发表，派矶谷廉介为总督；广东的特务机关长矢畸堪十郎为政治部长，主管民政。但此时港、九最有权力的日本人，却是一个名叫冈田芳政的中佐；他是日本在华老牌特务机构“梅机关”的代表，派到香港，成立了作为“梅机关”支部的“兴亚机关”。早在“十二．八”以前，冈田就在港九大肆活动；那些地方上知名人物之成为“特侦”，以及失陷在九龙的要人名流，被请到半岛酒店，以便接受“保护”，都是冈田一手所策划。

　　及至香港沦陷，那里的要人名流，一样被集中在香港大酒店。最后，并“半岛”的“楚囚”于“香港”；但为政府工作的要员，却都由水路或者化装为难民，进入广东，由惠阳经韶关而脱险。

　　在日本人看，被软禁在香港大酒店中的人物，都是大有用处的。其中有张静江的女婿，做过外交部长的陈友仁、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外交界耆宿颜惠庆、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曾任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林康侯、前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段祺瑞一系的大将曾云霈、 《星岛日报》董事长，有名的富豪胡文虎，以及粤军前辈许崇智。

　　许崇智是在香港的广东人中，声望最高的一位；因此，冈田首先策动他来歌功颂德，劝人归顺。软哄硬逼，许崇智无可奈何，只有点头。

　　讲词当然是冈田派人写好拿来的；许崇智到了电台，以毫无表情的声音，照本宣科。最后应是宣布“完了”二字；许崇智把它改了一下：“交代我讲的话讲完了！”坐在收音机前的人，心照不宣，许崇智明道言不由衷。监听的人，大为恼火，找他去办交涉；他很轻松地答说：“我说的是实话，不是你们交代我要这么讲的吗？”

　　在软禁的日子中，大家的生活过得却很悠闲，除了供给不缺，可以在酒店的范围内自由走动，甚至可以来八圈卫生麻将；也不禁亲友的拜访。只有一个人例外，交银通行总经理唐寿民。

　　唐寿民是江苏镇江人，银行界中“镇江帮”很有名，所谓“江浙财阀”之“江”，看起来指江苏，其实是指镇江。交通银行的董事长胡笔江，也是镇江人；但他跟唐寿民面和心不和，因此阴错阳差地枉送一命。

　　事在三年前的八月间。那时中央政府已决定迁到重庆，但国家行局的业务重心，却在香港；财政部为了召开货币金融会议，电令在香港的国家行局总经理，到重庆商讨筹备事宜，据说胡笔江怕唐寿民在最高当局面前，有不利于他的陈述，因而自告奋勇，愿作此行。当时的飞机票很难买，结果从金城银行所定的机其中，情让到一张，预定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搭“桂林号”起飞。

　　恰好立法院长孙科，访俄回国，经港小住，也定在这天飞到汉口向最高统帅复命。中国航空公司，替他安排的飞机是上午八点钟起飞的“重庆号”。这天一早，孙科由随员梁寒操等人陪着，从半岛酒店到了启德机场；时间太早，“重庆号”还在作例行的地面检查工作。孙科只当替他预备的是专机，应该“升火待发”，人到即行；见此光景，大发脾气，原车回到半岛酒店，开始早餐。看看时候将到，随员促驾，而孙科余怒未息，迟迟起行。

　　中国航空公司已知道孙科对他们不满，如果“重庆号”按时期飞，等他一到，无机可搭，岂非更要大发雷霆？因此，不敢不等；好在航线由昆明转重庆的“桂林号”，乘客都已到齐，于是中航将飞行程序变更了一下，让“桂林号”提前起飞。

　　哪知飞机一出航线，便有四架日本零式战斗机在等着了。原来中苏复交后，民国二十五年，成立“中苏文化协会”，一直是孙科当会长，抗战爆发，中央决定派他与王宠惠展开对苏谈判，接洽军援；这年初夏，更发表孙科为特使，率领一个访问团，搭机绕道欧洲，飞抵莫斯科，洽借一亿五千万美金的军火援助。这一来大遭日本军阀之忌，等他一到香港，便买通了一个姓彭的汉奸，打听到了孙科的行期，要置他于死地。

　　谁知“重庆号”尚在启德机场，而“桂林号”由于提前起飞，被日本战斗机误认为攻击的目标。

　　左右夹攻之下，“桂林号”的美籍正驾驶，只能沿珠江低飞，在中山县所属，地名张家边的水面迫降；因为飞机本身有相当的浮力，入水不会马上沉没，仍有逃生之望。

　　但是，日本战斗机却钉紧了目标，轮番低飞扫射；胡笔江已经爬出窗口，只以回身去取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这片刻的耽误，等到第二次脱离窗口，跃入水中时，恰好敌机俯冲扫射，中弹殒命。

　　唐寿民阴错阳差地逃过了一场劫难，仍旧留在香港，独揽交通银行的大权。“十二．八”变岂不测，当日军攻陷九龙，向香港展开猛烈的炮战时，交通银行正由美国运到大量新钞，尚未发行。为了怕落入敌人手中，他亲自督率全体员工，将这批新钞票，截角焚毁。在日本人看，这是非常严重的反抗行为，所以香港一沦陷，他被冈田芳政列入首先要搜捕的黑名单中。

　　唐寿民当然也知道自身的危险；化装成药材商，预备趁日军疏散难民的机会，由广东转入内地。不幸的是，让关卡的日军识破身份，送到香港大酒店；由于他在被捕后还不肯承认自己就是唐寿民，所以日军认为他随时会潜逃，加紧监视，行动只在斗室之中，一切有限度自由活动及接见亲友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管理这一批身份介于俘虏与客人之间的名流的，是一个名叫井崎喜代太的中尉，颐指迫使，架子极大；他要每一个人写一篇自传，表明过去的历史，及与国民党的关系。其中最有骨气的是陈友仁，批评日本军阀胡闹，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必将失败；最热中的是郑洪年，表示自己很有办法，希望日本人能够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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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日，皇后道中突然戒严；香港大酒店附近，更为严密。同时被软禁的“贵宾”们都接到了通知，有两个日本将官要来看他们。

　　两个都是中将，一个是来自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后宫淳；一个就是主持港、九作战的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他们是由冈田芳政陪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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