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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他住在九龙半岛酒店;旅客都是高贵的绅士淑女,但大部分已失去了平时雍容优雅的风度,一个个愁眉苦脸,神情惶惑,到处打听局势。据说日本陆军已经由深圳向新界进攻,英军设了两道防线,第一道在边境;第二道在沙田,那里群山屏障;山上分布了许多炮位,可以长期坚守。

  “香港是英国的东方之珠,不会轻易放弃的。”有个坐在刘德铭身旁,神态非常乐观的洋人,说得一口很流利的上海话:“上个月,有大批英军,从加拿大派来增援;据所知,停泊在新加坡外海的‘韦尔斯皇子’号跟‘却敌’号,已经决定移防香港。海陆两路的防守实力,都很坚强;香港九龙,起码可守半年。”

  正当他高谈阔论时,大厅上扩音其中播放的轻音乐已经停止,到了播报新闻的时间:第一条就是“韦尔斯皇子”及“却敌”号为日本飞机炸沉的消息。

  那洋人的脸色很难看,有点坐不住的模样;刘德铭伸过一只手去,亲切地按在他的膝头上,“不要泄气!”他说:“日本人是一时猖狂;最后胜利属于你我。”

  刘德铭的友好态度,对于解除他的难窘,极有帮助;他从皮夹中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刘德铭说:“通常英国人是不作自我介绍的。”他说:“不过,这一次是例外。”

  刘德铭接过名片来看,一面中文,一面英文;中文上印的头衔是:“英商卜内门洋行视察”;中文名字叫做“费理陶。”

  “你叫我费理好了。”

  “我姓刘。”刘德铭已改名刘汉君,掏了张在香港新印的名片;又看着费理陶的名片上的地址问:“你一向住在上海?”

  “我是生在上海的。”

  “怪不得说得这么好的上海话。”刘德铭问道:“到香港几天了?”

  “前天才到,我是陪我太太来度假的。”费理陶问:“你呢?”

  “我从昆明来,预备回上海。”刘德铭说:“看来仍旧要回昆明了。”

  刚说到这里,一香风扑袭;刘德铭转过脸去,顿觉眼前一亮,站在面前的那妇人,年可三十,长身玉立,艳光四射,费理陶为刘德铭介绍,是他的妻子苏姗。

  刘德铭起身招呼;听她口音带些南京腔,别有一种他乡遇故的亲切感。苏姗的感觉,亦复相似,开口问道:“刘先生是那里人?”

  “南京。”

  “果然!”苏姗笑道:“口音总是改不了的。”她向她丈夫说:“我跟刘先生是同乡。”

  “这样说,更有缘了。可惜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否则可以好好庆祝一下。”

  话虽如此,费理还是叫了威士忌,举杯定交。然后,谈到彼此的处境以及今后的动向。

  “我已经失业。”费理陶说:“今天中午听到广播,在日本势力所能达到的中国地方,英美的产业,都为日军所接管了。”

  “还好,你们夫妇并未成为俘虏。”刘德铭说:“费理,请原谅我,对于香港的前途,我不像你看得那么乐观;既然已经幸免作为日军的俘虏,应该珍视这份运气,想法子离开香港。”

  “离开香港到那里?”费理答说:“整个南洋,都在日本军阀疯狂地攻击之下,没有一平安乐土。”

  “那末到我们的内地去。”刘德铭说:“你们不是有分公司的在重庆?”

  “我也在这么想,不过不容易。机场被炸,民航机根本无法起落。”费理陶忽然问说:“你们有许多政府所重视的闻人在香港,怎么办?你看,在这座大厅中的,我就认识好几位。”

  刘德铭环目四顾;目标显著,首先入目的是,仪表魁伟的外交界耆宿颜惠庆;巧的是,他的隔座,便是他当年奉使苏京,在民国二十四年重返莫斯科时,同船赴俄的电影明星胡蝶,依旧梨涡生春,风华绝代。

  与颜惠庆相映成趣的,是瘦小精悍的林康侯;与他同桌的另一位清癯老者,刘德铭也曾识面,是北洋时代段祺瑞一系的要角,当过财政总长的李思浩。

  再过去一桌,是广东的精英,资格最老的许崇智、“天南王”陈济棠;还有李福林、陈策。这些人如果陷失在香港,为汪精卫拖下水去,足以增加“南京政府”声势;不知道重庆方面有甚么办法,援救他们脱险?

  转念到此,刘德铭灵机一动;细想了一会,问费理陶说:“你们夫妇是不是真的想到重庆?”

  原来刘德铭的想法是,香港不但有好些政要闻人,而且因为这是国民政府涉外事务方面一个主要的据点,无论国际贸易,情报联络,都在此进行;有许多要员派驻在香港、九龙,政府是一定要想办法援救他们脱险的。

  脱险唯一的途径是空中航路;即令日本轰炸机不停地空袭,但必有重庆派来的民航机,乘隙冒险下降。时逢下弦,上半夜星月微茫,不宜空袭,若有来自重庆的民航机,这时候是降落的理想时间。费理陶如果想离开香港,不妨到机场去等机会。

  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仔细想一想,重庆方面,似乎除此以外,别无可以接运的办法。费理陶欣然接受,深深道谢;接着跟苏姗商议行止。

  “最好是一起走,只怕办不到。”他说:“我是做‘黄鱼’,一个人能挤上飞机,已算很幸运了。苏姗,你说呢!”

  “你一个人去好了!我先留在香港。”苏姗答说:“好在我是中国人。”

  “可是,谁照料你呢?”

  说到这话,费理陶跟他的妻子,不约而同地转脸去看刘德铭——刘德铭当然不能毛遂自荐;而且,他有任务在身,只要有机会,立刻就要离开香港,事实上也不可能给苏姗多少照料;因而装做不懂他们的意思,保持沉默。

  “刘先生,”终于是费理陶开口,“你是热心的人;倘或苏姗需要你帮忙,你一定不会拒绝。是不是?”

  “当然,只要能力所及,我一定效劳,不过,我不能作任何承诺;这种乱世,谁都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些甚么。”

  “当然,当然!这一点我充分理解。你们中国人不是有两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语出不祥,刘德铭心中一动,倒有些懊悔,替他出了个到启德机场去等机会的主意。

  “费理,”苏姗问说:“你预备甚么时候走?”

  “既然已经决定了,不必迟疑,我今天晚上就走。”费理陶站起身来,“请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我要写几封信给有关方面,报告我的行踪。”

  苏姗点点头,向刘德铭嫣然一笑,“刘先生,”她问:“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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