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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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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褚部长很了解,不会误会。”鸟居太郎笑一笑说: “恐怕褚部长自己都不知道,他这随便说的两句话,可能会害得板垣中将大为紧张。” 他说的板垣中将,就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是日本陆军少壮派的中坚分子。在他当关东军高参时,与同僚后辈石原莞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称之为“石原智略,板垣实行”,是个很难缠的家伙;所以周隆痒很伤脑筋。 “还有,”鸟居太郎又说:“外务省方面,也可能会延迟发布阿部大将使华的消息。” 这就更严重了。原来周佛海主持对日交涉时,曾经一再要求日本,首先承认汪记政府,同对遣派“大使”。日本内阁与军部意见一致,因为还希望能跟蒋委员长谈和,一时不便承认汪记政府,表示仍旧尊重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至于派大使,应在承认新政权以后,目前为了便于谈判基本关系起见,日本决定在汪记政府成立以后,遣派一名特使。人选亦已决定,是卸任的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预定在四月一日宣布。 如果因为褚民谊信口开河的两句话,日本外务省先要澄清此事,再发布阿部使华的消息,那就意味着新政府的对日外交,一开始便有挫折,这在周隆庠看,是件很严重的事,也宜乎及早解释,才能弭患于无形。 于是等褚民谊回到部长室,周隆庠便将鸟居太郎的话,很宛转地作了说明;然后请示处置办法。 礼貌很周到,实际上是有意难一难“部长”。果然,褚民谊楞住了;他没有想到,随随便便一句话,竟会引譬如此严重的后果。 “我跟汪先生去说,我不能做这个部长;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 “是的。”周隆庠平静地答说:“做外交官,就是在这方面必须受拘束。请部长亦不必跟汪先生去说,似乎头一天就要掼纱帽,夫人会不高兴。” 周隆庠口中的“夫人”就是陈璧君;汪政府中除了罗君强,数褚民谊最怕她。罗君强还可以敬鬼神而远之;褚民谊是至亲,三天两头要见面,她唠叨起来、想不听都不行。所以一提到她,褚民谊就气馁了。 “反正部长的本职是副院长,目前也不必辞兼职;刚才部长说过,请善伯先生当家,以后关于外交方面的事务,部长不管就是。” “对、对!请徐善伯替我主持一切,有甚么仪式,要我出席,我来摆摆样子就是。”褚民谊又问:“今天有甚么活动?” 照道理,像这种日子,外交部是最忙的时候,各国使节觐贺、设宴招待,往往人手不够,还要临时向外借调。但汪记政府成立,除了“满洲国”有一通贺电以外,那一国也不理睬;这自然是很令人难堪的事,不过周隆庠却沉得住气。 “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他轻描淡写地说。 “那末,我在部里没事了吧?” “是的。” “没事我就要走了。”褚民谊说:“以后一切请你跟徐善伯疲劳。” 出了部长室,褚民谊又去看徐良,将私章交给他保管;随后又到各司的办公室去周旋了一番,离去时连声道“再见。”第一天上任,行径倒像卸任道别;许多人感觉到,是个外交不终的不祥之兆。 *** 褚民谊是扬长而去了,由于他“失言”而可能引起的误会,却必须赶紧处理。汪记政府的一切对日交涉,大都透过影佐祯昭办理;为此,影佐还特地设立了一个特务机构,代号是“梅机关”。周隆庠此时就是找梅机关去接头。 几通电话打下来,觅得影佐的踪迹;他在周佛海的“财政部”部长室。于是周隆庠跟周佛海通了电话,将褚民谊信口所发的论调,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作了扼要的陈述;然后提出他的看法,向周佛海征询意见。 “我同意你的办法;影佐在我这里,我请他马上处理。其实,民谊的话也没有错;只要作了解释,不致引起误会。”周佛海又说:“倒是有件事,跟外交部也有关系;我希望你立刻能来,一起跟影佐办交涉。” “是!我马上来。”周隆庠说:“不过,能不能请你先把是件甚么事告诉我;我好准备。” “解散‘兴亚建国运动’那件事。” 这件事周隆庠是很明了的。最初日本人所希望的汪记政府,能够“扩大基础”,容纳各党各派,造成一种各方面都期待“和平”的声势;使得国民政府不能不重视此种现实,从而放弃抗战到底的决策,出现日本所期盼的“全面和平”。 为了这个缘故,影佐决定找中国人组织一个变相的政党,支持这个“政党”参加新政府,一方面作为“扩大基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可以透过这一“傀儡政党”,去控制汪记政府的内部。不过,他自己不便出面来搞这件事;找了一个老朋友岩井英一来负责。 岩井英一出身于日本为了训练间谍而设立的上海“同文书院”,说得极好的一口中国话;汉文写作亦很能顺。当“一二八事变”前后,重光葵当上海总领事时,他以副领事的身份,担任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发言人,因此跟上海的新闻记者很热;同时跟好些情报贩子建立了关系。这时接受了影佐的委托,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本名袁学易,号逍遥,后来改了单名,叫做袁殊。他是湖北人,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人又生得高不满五尺,看上去就更像日本人了。真所谓“矮子肚里疙瘩多”,他的神通确是很广大,那一个特殊的组织中,他都能插上一脚;岩井就因为他三教九流中都有朋友,才看中了他。 经过几次密谈,有了成议,配合军部正在要求设置的“兴亚院”,将这个组织称为“兴亚建国运动”;先由袁殊找人将“兴亚建国运动”的理论基础先建立起来,再招兵买马,正式推出。 这件事很快地让周佛海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船上,第一次开发起会议,他跟陈公博是十个代表中的两个;对于搞这套花样,敏感得很,不相信袁殊只是帮日本军部做事。再深入调查,发现袁殊所找来的重要助手之中,翁永清与刘慕清是共产党;陈孚木做过陈铭枢当交通部长时的政务次长,跟廖承志非常接近。这就使他怀疑“兴亚建国运动”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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