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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搜秘(11)

我前文中提及《木兰获鹿图》后面有乾隆亲题的七言律诗一首，另有东阁大学士三等诚毅伯伍弥泰题诗一节。高文指出，乾隆香妃打猎在乾隆廿五六年，而伍弥泰授大学士，是在乾隆四十九年，似乎不可能相隔了廿几年，再叫伍弥泰来题诗。再说伍弥泰是蒙古人，可能不通汉文，再查徐世昌所辑的“清诗汇”计两百卷，亦无伍弥泰之诗，因此证明伍弥泰不会做诗。 　　我现在要申辩的是，郎世宁所绘的“香妃画像”，多半在乾隆廿五六年间完成，但有些画是若干年后，重加装裱的，如乾隆五十五年，他八十岁过寿时，香妃早已死去多年，但乾隆对她一直念念不忘，有一幅香妃个人的“宴居图”，画像上盖有“八征耄念之宝”的印章亦是郎世宁所绘，并书有“御赏郎世宁绘香妃宴居图万寿圣典重装奴才耆龄监工”等字，即是一例。《木兰狩猎图》完成于乾隆廿五六年，过了廿多年，又重加裱装，请伍弥泰题诗，并非不可能。再说伍弥泰题的诗，可能是蒙文，或满文，予以汉译的，也是可能的，因伍弥泰他处很少看到他的诗，确是事实。 　　乾隆搜藏的那些郎世宁所绘的画像，除了大小印章外，多半在装裱时，在画后都有大臣在后面题诗，并且例有汉、满、蒙、回、藏等五种不同文体的文字。我所认识的，只是汉字，其余四种文字，都看不懂，伍弥泰的诗，是否蒙文汉译，或由他人代为捉刀，我不得而知。 　　最后，我要声明的是，我强调“容妃不是香妃”，香妃确有其人其事，并不是在骂高阳。我只是引用我所看到的一些文字数据、物证、人证，来证明一件事。孟森先生过去弄错了，我们不能跟着盲从，再继续错下去。 　　八、我也为所谓香妃再说几句话 　　姜龙昭先生还要“为香妃说句话”，越说越奇，也越说越荒谬，只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甚么？譬如，既肯定“香妃”为“霍集占小王爷之妃”，乾隆嘱兆惠“生致之”，而后文又说“香妃之兄图的和加”，“曾护妹入京”，岂非又是个自己打自己嘴巴的矛盾？ 　　虽然姜先生引了好些例证来支持他的说法，但稽诸可靠的记载，则殊不然，如说有一“阿洪”，向梁寒操先生出示“香妃姓氏世系考录”，但乾隆年间戍守新疆的旗人七十三，著《回疆风土记》（中华版古今游记丛钞卷四十二）则谓：“回子无姓氏宗谱”。至于“香妃墓”及“香娘娘庙”，同时及稍后之人，如七十五著《新疆纪略》；洪亮吉著《伊黎日记》；倭仁著《莎车行纪》；林则徐著《荷戈纪程》，描写风土极详，而皆无一字涉及。请问读者，你是相信年代久远、记述传说的梁寒操的话呢？还是求证于名士、名臣的洪亮吉、倭仁、林则徐的亲身经验？ 　　倘谓争辨的焦点是郎世宁所作，伍弥泰题诗的那幅“木兰获鹿图”，说伍弥泰的诗“可能是蒙文，或满文，予以汉译”；以及“乾隆搜藏的那些郎世宁所绘的画像，除了大小印章外，多半在装裱时，在画后都有大臣在后面题诗。并且例有汉、满、蒙、回、藏等五种不同文体的文字。”直可谓奇谈之尤，根本就不必作甚么辨解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姜先生，我们的《故宫文物》月刊，连载过一篇韩北新先生所作《郎世宁绘画系年》的文章，凡是郎世宁存在清宫的作品，每一幅都有详细的纪录，你不妨检查一下，你所说的，郎世宁为香妃所作的十一幅画像，在不在内？韩先生是何说法？ 　　大约三十年前，我作了一个考据，请胡适之先生看；适之先生以微带呵责的语气说：“这种考据做不得的。”我明白他的意思，“大胆的假设”必须有一个“有可能”的前提，如果根本无此可能，先存成见于胸中，则“求证”必不能“小心”，经不起驳斥，岂非枉抛心力，自讨苦吃？ 　　现在我又多明白了适之先生的一层意思，像这种无中生有的考据，往往会发生误导读者认不清历史人物及真相的后遗症。乾隆一代英主，极重威仪及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他常谴责科举出身而行止卑污的臣工：“此岂读书人之所应为？”若谓承平之世能杀其夫（霍集占）；夺其妻（所谓“香妃”），此不但不是读书人之所应为，而且何以服藩属之心，而能令其帖然效顺？果然如此，以后几次甘回、陕回作乱，天山南北路及青海的藩部早就起而响应了，乾隆又有何英主令名之足称？ 　　最后要作个声明，关于“香妃”的问题，在我来说，辨之已明，不必再谈；姜先生如仍有话说，我不想再奉陪了。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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