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故事(31)_高阳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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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西洋画家在清宫

　　清史稿“艺术传”，列画家五十人，内有西洋画家两人，郎世宁、艾启蒙。前者名气极大，后者鲜知其名；其实，还有一个王致诚。艺术上的评价，虽逊于郎世宁，但在艾启蒙之上。

　　这三个人有三项相同之处，都是“耶稣会”教士，都受知于乾隆，亦都死于中国。“耶稣会”是天主教之中，最有名的一个“男修道会”，创设于西元一五三四（明朝嘉靖十三）年；而于一七七三（清朝乾隆三十八）年为教宗所解散，此可能是王致诚、艾启蒙老死中国的原因之一。

　　“耶稣会”以在异教世界传教为职志，利玛窦、汤若望都属于该会。郎世宁原名Ciuseppe Castiglione，出生于其时为义大利第二大都市的米兰。康熙五十四年二十七岁时，由耶稣会的葡萄牙传道部派来北京，住在东华门外甘雨胡同的天主教堂，此堂在老北京称之为“东堂”。不久成为“如意馆”的“供奉”，他的作品藏于清宫，最早者是雍正元年所作“嵩献英芝图”，署款称“臣”，可知他已受官职。

　　郎世宁的画风，以精细逼真著称，人物鸟兽，皆具有现代照相的效果，后世流传甚广的乾隆元年的御容，相信即出于他的手笔。此外妃嫔亲贵，亦曾由郎世宁写生画像，但亲贵则署款，如雍正十三年为果亲王允礼画像，即有“郎世宁谨绘”的下款；妃嫔之像则不署款，定制如此。

　　为甚么有这样的制度呢？因为清沿明制，康熙以后，宫规大备，内外之防极严，清史稿后妃传叙言：“先朝妃嫔，称太妃、太嫔，随皇太后同居，与嗣皇帝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见。”家族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外臣？是故除皇太后之外，群臣与后妃，皆无任何直接、间接的关联。明史礼志“中宫受朝仪”云：“明制无皇后受群臣贺仪”。清史稿礼志“皇后三大节朝贺仪”亦云：“皇后向无受群臣贺仪”。至雍正六年“始令皇后千秋节，王公百官咸蟒袍补服”。蟒袍俗称“花衣”，太后、皇帝万寿，共着花衣七日，称为“花衣期”，皇后千秋节，则仅着一日。聊志庆祝，并无朝贺。

　　为妃嫔画像，却求其真，自应对面逼视，此为亵渎；而事实又必须如此，故虽画而不署款，使不辨画者为男为女？同时中国男子向来好谈人闺阁，如署款则知其人曾识某妃嫔，问其容貌如何，交谈何语？蜚短流长，好事者造作不经之谈，有失皇家尊严。画既如此，诗亦云然，若谓命某大臣题某妃嫔像，试问应作何语？妇德有四，而形容画中人物，则“德言容工”中，唯有“容”之一字，可以着墨，言丑不可；言美则不免反映观感，试问可用“目眩神摇”之类惊艳的字样否？

　　“故宫文物”月刊第六十七期起，连载韩北新先生“郎世宁绘画系年”大作，中谓乾隆元年郎世宁绘有“心写治平”长卷，现由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收藏，但残缺不全，故“未见其下款”，但“应属郎世宁真迹”。事实上这个“未见著录”的手卷，问题极大；卷有上款“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年代既然确定，人就不可解了，最明显的是令妃与惇妃。

　　令妃即仁宗生母孝仪皇后魏佳氏，据清史稿“后妃传”，孝仪由贵人累进为令皇贵妃，乾隆二十五年生仁宗；四十年正月薨，年四十九岁，则乾隆元年为十岁，尚未到选秀女的年龄，安得入宫为妃。

　　同传：惇妃汪氏，女一，下嫁丰绅殷德。则其女自为乾隆所钟爱的幼女和孝公主；而按清史稿“公主表”，和孝公主生于乾隆四十年正月，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丰绅殷德。如惇妃于乾隆元年即为妃，则生和孝公主时，已在望六之年，安有是理？

　　言归正传，郎世宁画马更胜人物，遥想曹霸、韩干，亦不过如此，真恨不得起杜工部于九泉，以诗写之。雍正六年，他画过一幅“百骏图”，千姿百态，生动无比。郎世宁又善于处理人物众多、景物复杂的场面，所以乾隆每年在热河做生日，招宴外藩，或者行围打猎，郎世宁必在扈从之列。所作的“万树围赐宴图”、“马术图”、“哨鹿图”等都是三四公尺长，两公尺高的巨制，将乾隆全盛时期雄厚的国力，充分反映出来了。

　　郎世宁的作品现存外双溪故宫博物院者，共六十六件，除少数山水、人物以外，画作题材最多的是花卉、走兽、翎毛三大类，走兽以马和狗最多；翎毛则鹰占了大部分。不过有名的“十骏图”，郎世宁只画了“红玉座”、“大宛骝”、“如意骢”三幅，其余七幅为艾启蒙的手笔。

　　“十骏犬图”则为郎世宁一手所绘，故宫博物院曾印有明信片发售，非常可爱。有趣的是，乾隆为马、为鹰题诗，却从未为“骏犬”题过，猜想其原因，题马写其忠，题鹰写其鸷，皆可喻之于文臣武将；为狗题诗，则以帝王的身分，很难着墨。

　　乾隆二十二年，按照中国年龄的算法，他是七十岁，乾隆特为“赐寿”；九年以后，病殁北京，特赏侍郎衔，由内务府为他治丧，葬在北京阜成门外，外国教士公墓。

　　王致诚是法国人，原名Jean Denis Attiret，康熙四十一年生，他的父亲亦是一位名画家，王致诚除了家学以外，并得一位贵族的资助，赴罗马深造，三十三岁时加入耶稣会。

　　当时的北京，共有三座天主教堂，最古老亦最著名的是宣武门内的那一座，明朝万历二十八年为利玛窦所建，入清则由孝庄太后的教父汤若望所主持，称为“南堂”；与前述的“东堂”，为耶稣会葡萄牙教团的据点，法国籍的教士，则多集中在西什库的“北堂”，他们看到郎世宁以画受知于中国的皇帝，不免心怀妒嫉，因而要求法国耶稣会，亦能派遣一些擅画的教士来华，以利传教。王致诚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于乾隆三年抵达北京。

　　王致诚一到便呈献了一幅“三王来朝图”的油画，颇得乾隆赏识，立即也成了如意馆的供奉，与郎世宁住在一起，并结成好友。

　　不久，乾隆下了一道手谕：“水彩画意趣深长，处处皆宜。王致诚虽工油画，惜水彩未惬意，苟习其法，定能拔萃超群也，愿即学之。至写真传影，则可用油画，朕备知之。”对于强迫他改变作画的技巧，在王致诚实在心不甘，情不愿。郎世宁劝他看在传教的分上，一定要忍耐顺从。由于郎世宁的多方鼓励，王致诚终于也能用毛笔、宣纸和中国的颜料作画了。

　　不过王致诚画人像，仍用油画，通常只画“脸像”，另配衣饰，或许是他人配合所画，亦未可知。现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尚存有八幅，蒙古王公的画像，虽都采取正面对光，脸部并无强烈的明暗对比，但仍掌握了面部肌肉骨骼的生理结构，具有很鲜明的立体感，尤其可贵的是人物的性格，能从表面深入内涵，这是比郎世宁更为高明之处。

　　王致诚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见诸著录的，只有一部“十骏图册”，共十开，每一开约二十二公分高，二十五公分宽，是郎世宁与艾启蒙合作的“十骏图”，缩小临摹，但据专家的评论，运用短线条构成的轮廓，其立体感与皮毛的质感，犹胜于如真马大小的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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