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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紫禁城搜秘

  一、西洋画家在清宫

  清史稿“艺术传”,列画家五十人,内有西洋画家两人,郎世宁、艾启蒙。前者名气极大,后者鲜知其名;其实,还有一个王致诚。艺术上的评价,虽逊于郎世宁,但在艾启蒙之上。

  这三个人有三项相同之处,都是“耶稣会”教士,都受知于乾隆,亦都死于中国。“耶稣会”是天主教之中,最有名的一个“男修道会”,创设于西元一五三四(明朝嘉靖十三)年;而于一七七三(清朝乾隆三十八)年为教宗所解散,此可能是王致诚、艾启蒙老死中国的原因之一。

  “耶稣会”以在异教世界传教为职志,利玛窦、汤若望都属于该会。郎世宁原名Ciuseppe Castiglione,出生于其时为义大利第二大都市的米兰。康熙五十四年二十七岁时,由耶稣会的葡萄牙传道部派来北京,住在东华门外甘雨胡同的天主教堂,此堂在老北京称之为“东堂”。不久成为“如意馆”的“供奉”,他的作品藏于清宫,最早者是雍正元年所作“嵩献英芝图”,署款称“臣”,可知他已受官职。

  郎世宁的画风,以精细逼真著称,人物鸟兽,皆具有现代照相的效果,后世流传甚广的乾隆元年的御容,相信即出于他的手笔。此外妃嫔亲贵,亦曾由郎世宁写生画像,但亲贵则署款,如雍正十三年为果亲王允礼画像,即有“郎世宁谨绘”的下款;妃嫔之像则不署款,定制如此。

  为甚么有这样的制度呢?因为清沿明制,康熙以后,宫规大备,内外之防极严,清史稿后妃传叙言:“先朝妃嫔,称太妃、太嫔,随皇太后同居,与嗣皇帝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见。”家族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外臣?是故除皇太后之外,群臣与后妃,皆无任何直接、间接的关联。明史礼志“中宫受朝仪”云:“明制无皇后受群臣贺仪”。清史稿礼志“皇后三大节朝贺仪”亦云:“皇后向无受群臣贺仪”。至雍正六年“始令皇后千秋节,王公百官咸蟒袍补服”。蟒袍俗称“花衣”,太后、皇帝万寿,共着花衣七日,称为“花衣期”,皇后千秋节,则仅着一日。聊志庆祝,并无朝贺。

  为妃嫔画像,却求其真,自应对面逼视,此为亵渎;而事实又必须如此,故虽画而不署款,使不辨画者为男为女?同时中国男子向来好谈人闺阁,如署款则知其人曾识某妃嫔,问其容貌如何,交谈何语?蜚短流长,好事者造作不经之谈,有失皇家尊严。画既如此,诗亦云然,若谓命某大臣题某妃嫔像,试问应作何语?妇德有四,而形容画中人物,则“德言容工”中,唯有“容”之一字,可以着墨,言丑不可;言美则不免反映观感,试问可用“目眩神摇”之类惊艳的字样否?

  “故宫文物”月刊第六十七期起,连载韩北新先生“郎世宁绘画系年”大作,中谓乾隆元年郎世宁绘有“心写治平”长卷,现由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收藏,但残缺不全,故“未见其下款”,但“应属郎世宁真迹”。事实上这个“未见著录”的手卷,问题极大;卷有上款“乾隆元年八月吉日”,年代既然确定,人就不可解了,最明显的是令妃与惇妃。

  令妃即仁宗生母孝仪皇后魏佳氏,据清史稿“后妃传”,孝仪由贵人累进为令皇贵妃,乾隆二十五年生仁宗;四十年正月薨,年四十九岁,则乾隆元年为十岁,尚未到选秀女的年龄,安得入宫为妃。

  同传:惇妃汪氏,女一,下嫁丰绅殷德。则其女自为乾隆所钟爱的幼女和孝公主;而按清史稿“公主表”,和孝公主生于乾隆四十年正月,五十四年十一月下嫁丰绅殷德。如惇妃于乾隆元年即为妃,则生和孝公主时,已在望六之年,安有是理?

  言归正传,郎世宁画马更胜人物,遥想曹霸、韩干,亦不过如此,真恨不得起杜工部于九泉,以诗写之。雍正六年,他画过一幅“百骏图”,千姿百态,生动无比。郎世宁又善于处理人物众多、景物复杂的场面,所以乾隆每年在热河做生日,招宴外藩,或者行围打猎,郎世宁必在扈从之列。所作的“万树围赐宴图”、“马术图”、“哨鹿图”等都是三四公尺长,两公尺高的巨制,将乾隆全盛时期雄厚的国力,充分反映出来了。

  郎世宁的作品现存外双溪故宫博物院者,共六十六件,除少数山水、人物以外,画作题材最多的是花卉、走兽、翎毛三大类,走兽以马和狗最多;翎毛则鹰占了大部分。不过有名的“十骏图”,郎世宁只画了“红玉座”、“大宛骝”、“如意骢”三幅,其余七幅为艾启蒙的手笔。

  “十骏犬图”则为郎世宁一手所绘,故宫博物院曾印有明信片发售,非常可爱。有趣的是,乾隆为马、为鹰题诗,却从未为“骏犬”题过,猜想其原因,题马写其忠,题鹰写其鸷,皆可喻之于文臣武将;为狗题诗,则以帝王的身分,很难着墨。

  乾隆二十二年,按照中国年龄的算法,他是七十岁,乾隆特为“赐寿”;九年以后,病殁北京,特赏侍郎衔,由内务府为他治丧,葬在北京阜成门外,外国教士公墓。

  王致诚是法国人,原名Jean Denis Attiret,康熙四十一年生,他的父亲亦是一位名画家,王致诚除了家学以外,并得一位贵族的资助,赴罗马深造,三十三岁时加入耶稣会。

  当时的北京,共有三座天主教堂,最古老亦最著名的是宣武门内的那一座,明朝万历二十八年为利玛窦所建,入清则由孝庄太后的教父汤若望所主持,称为“南堂”;与前述的“东堂”,为耶稣会葡萄牙教团的据点,法国籍的教士,则多集中在西什库的“北堂”,他们看到郎世宁以画受知于中国的皇帝,不免心怀妒嫉,因而要求法国耶稣会,亦能派遣一些擅画的教士来华,以利传教。王致诚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于乾隆三年抵达北京。

  王致诚一到便呈献了一幅“三王来朝图”的油画,颇得乾隆赏识,立即也成了如意馆的供奉,与郎世宁住在一起,并结成好友。

  不久,乾隆下了一道手谕:“水彩画意趣深长,处处皆宜。王致诚虽工油画,惜水彩未惬意,苟习其法,定能拔萃超群也,愿即学之。至写真传影,则可用油画,朕备知之。”对于强迫他改变作画的技巧,在王致诚实在心不甘,情不愿。郎世宁劝他看在传教的分上,一定要忍耐顺从。由于郎世宁的多方鼓励,王致诚终于也能用毛笔、宣纸和中国的颜料作画了。

  不过王致诚画人像,仍用油画,通常只画“脸像”,另配衣饰,或许是他人配合所画,亦未可知。现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尚存有八幅,蒙古王公的画像,虽都采取正面对光,脸部并无强烈的明暗对比,但仍掌握了面部肌肉骨骼的生理结构,具有很鲜明的立体感,尤其可贵的是人物的性格,能从表面深入内涵,这是比郎世宁更为高明之处。

  王致诚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见诸著录的,只有一部“十骏图册”,共十开,每一开约二十二公分高,二十五公分宽,是郎世宁与艾启蒙合作的“十骏图”,缩小临摹,但据专家的评论,运用短线条构成的轮廓,其立体感与皮毛的质感,犹胜于如真马大小的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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