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故事(29)_高阳

二九

　　那知“陈公”不讲交情，等程炳采到案，严讯不已，而且下令用刑，程炳采对那些条子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那就必须要问程庭桂了。

　　及至一问程庭桂，问出一个绝大的意外，程庭桂说：“你知道不知道，令郎亦有条子交在我手里？”

　　这一下陈孚恩问不下去了，回去一问他的儿子刑部候补员外郎陈景彦确有其事；陈孚恩不能不奏请回避，并自请严议，将伊子革职；奉上谕：“陈景彦着即革职，归案办理。陈孚恩并不知情，着改为交部议处。此案关涉陈景彦之处，陈孚恩着照例回避，余仍秉公会审，毋庸回避全案。”这自然是肃顺的曲意回护。

　　于是陈孚恩主稿，以载垣的名义具奏：“程庭桂接收关节案。俟人证齐后再行审理。”又说：“此案情节甚多，非革职逮问，不能彻究。”于是柏葰、朱凤标、程庭桂皆下狱。同时潜逃的靳祥，在潼关为陕西巡抚曾望颜拿获，解京归案，案未结而庾死狱中。

　　全案于咸丰九年二月及七月间，分两次处分，第一次是杀柏葰，文宗于二月十三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王公大臣宣谕：

　　本日据载垣等奏，会审科场案内，已革大员，定拟罪名一折，朕详加披览，反复审定，有不能不为在廷诸臣明白宣示者：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大小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轻犯刑章者。

　　不意柏葰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柏葰身任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有年，曾任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且系科甲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求请，辄即撤换试卷，若使靳祥尚在，加以夹讯，何难尽情吐露？既有成宪可循，朕即不为已甚。但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甚虽可原，法虽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葰着照王公大臣所拟，即行处斩，派肃顺、赵光，前赴市曹监视行刑。

　　在京现任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处斩，在清朝开国以来，尚无前例，即令和珅犯了十款大罪，亦不过赐令自尽。柏葰操守清廉，出使朝鲜时，朝鲜李王曾馈银五千，坚辞不受，所以决无受贿情事，则纵犯科场条例，决不致斩立决。肃顺弄权，可畏如此！在廷听宣诸臣，除了陈孚恩以外，无不震栗失色，刑部潘尚书麟魁，竟至失议。

　　同案处斩的，尚有已革编修浦安，已革举人罗鸿绎、已革主事李鹤龄。处决之地自明朝开始，即在宣武门大街与广安门大街交叉的闹区，地名“药市口”；南面的胡同名为“北平截胡同”、口子上有一座官庞，是监斩官休息之处，如为犯官，亦在此处等候行刑。

　　这天上午，柏葰照例，戴设有“顶戴的大帽、穿着没有“补字”的外褂，由监狱中提到药市口，先朝北磕头、名为“望阙谢恩”然后在官庞中，与他在等候诀别的亲友见面；大家都是形容凄惨，但柏葰却很镇静，他跟他的长子说：“皇上必有恩典！我回头在夕照寺等候部文起解，你赶紧回家，把长途应用行李什物，收拾好了，送到夕照寺。”

　　原来柏葰意料中文宗一定会将他的死刑改为充军新疆，照例在广安门外夕照寺等候兵部的解差。那知话刚完，只见刑部尚书赵光，下了车一路痛哭而至，柏葰知道事情坏了。

　　赵光与肃顺同为刑部尚书，奉旨监斩。当天在圆明园勤政殿宣旨已毕，肃顺、赵光则在园稍留等候最后的消息；因为清朝沿明制、处决钦命要犯、宣了旨不算，要发了“驾帖”才算。驾帖犹之乎执行命令，皇帝如果最后一刻，改变心意、可扣住“驾帖”不发，作为赦免犯罪的表示。结果那天“驾帖”还是发了，不过不是由赵光带来；照定制由京畿道御史賷到刑场。

　　“完了！完了！”柏葰顿足说道：“皇上断不肯如此，一定是肃六从中作祟。”

　　“皇上原不肯下笔批驾帖、说了句‘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六在旁逐接口：“‘虽是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逼着皇上批了驾帖。”赵光说完后又痛哭。

　　其时肃顺跟京畿道御史都已到了，下令开刀；刽子手打个扦说：“送中堂升天。”一刀下去，即使了帐：不过脑袋在咽喉之处，一块皮还连着颈项，这是刽子手“刀下留情”，因为这样不致于身首异处，脑袋比较容易缝得起来。

　　七月十七，文宗复在勤政殿召见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军机大臣等宣谕：

　　本日据载垣等奏，科场案内审明已革大员并已革职官等，定拟罪名一折、科场为抡才大典、考试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定例綦严，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此案已革工部候补郎中程炳采，于伊父程庭桂入围后，竟敢公然接收关节条子，交家人胡升转递场内，即系交通嘱托关节，情罪重大岂能以已中未中，强为区别。程炳采着照该王大臣等所奏，即行处斩。已革二品顶戴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身任考官，于伊子转通关节，并不举发，是其有心蒙蔽、已可概见。虽所收条子未经中式、而交通已成，确有实据，即立予斩决、亦属罪有应得，惟念伊子程炳采已身罹大辟，情殊可悯，若将伊再置重典、父子概予骈首，朕心实有不忍，程庭桂着加恩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其他舞弊诸人，包括陈孚恩之子陈景彦在内，都是充军的罪名。宣旨已毕，程炳采随即处决，充军诸人当日起解。陈孚恩赶到广安门外，一见程庭桂伏地痛哭，程庭桂说：“不用如此，不用如此！你总算还留了我一条老命”。

　　此案纵不能说是冤狱，但处置之严酷，实为罕见。尤其是不分已中未中，概置之于重典、有失其平。不过，科场风气则由此而大为改善。此后约有三十余年，科场几近乎弊绝风情不能不说是严于执法之功。

　　到了光绪十九年，科场又起风波。光绪二十年甲午慈禧太后六旬万寿，例开恩科；前一年癸巳为恩科乡试；浙江副主考周锡恩，接受条子，行贿的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此案始末经过敢说只有高阳一人完全了解。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辛未科三甲进士，点了翰林；三年散馆，外放为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降调，改为教职。翰林去当教谕、训导的“学老师”，情所难堪，便捐了个内阁中书去做京官。

　　两榜出身的“内阁中书”，出路甚宽，可应考差放主考；亦可报考军机章京；当差勤慎，可升六部主事。但周福清那一样都不是，当了十五、六年的内阁中书，直到光绪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

　　那末周福清以何为生呢？京官光靠微薄的俸禄，是无法养家活口的，可想而知别有生财之道。原来江西金溪出纸，名为“清江纸”；这种纸的品质不高，适于印制蒙童所用的“三、百、千、千”以及“闱墨”等等价格较廉的印刷品。因此，京师的书铺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琉璃厂，为达官朝士所光顾；另一类集中在前门外打磨厂，专卖前述的廉价印刷品，以批发为主。这些书铺的店东，大都是金溪人；他们还有一样副业，便是作科场的“经纪人”，谁要想买个关节；谋个考差，他们都有门路可钻。

　　周福清因为做过金溪知县，跟这班人很熟；也成了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一行业的“经纪人”。

　　光绪二十年甲午，慈禧太后六十万寿，例开恩科；前一年癸巳，举行乡试。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锡恩。丁忧中的周福清，表示与周锡恩相熟，可以设法通关节，于是有五家人家相托，讲定银数后，周福清带同“银主”所派，用意在查证周福清是否与周锡恩相熟，真有打通关节一事的佣仆陶阿顺，追踪正副主考的坐船，到了苏州。

　　殷汝璋、周锡恩各有坐船；周福清交代陶阿顺，先到周锡恩船上投帖，如果不见；再将预先备好的一封信投递。

　　这陶阿顺是个蠢人，连名帖带信，一起投到了殷汝璋船上；而且索取收条。殷汝璋的家人懂官场的规矩，考官出京到所派省分，一路上关防严密，不得接见宾客、交际应酬。如果收信出收条，便是“交通”的一项证据，自然不肯，因而吵了起来。

　　这一吵惊动了船中的殷汝璋，查问究竟，家人将封面上并无受信人姓名的一封信送了上去；拆开一看，内有一张纸条，一张名片、黏在“凭票支银一万两”的所谓“空票”上。名片自然是周福清的姓名；纸条上写的是：“计开：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样。”

　　这就是说，用一万银子买六个举人。这六个入闱者，“小儿用吉”很清楚，就是鲁迅（周树人）、周作人，以及周建人三兄弟的父亲。“马；官卷”者，表示此一姓马的秀才（生员）是现职官员之子，自不难查获姓名，此外就不知是甚么人家的子弟了。我以为这票“买卖”，那五家各出正价两千银子，另付周福清居间的佣金，大概二至三成；而周福清则在“整批交易”中，将他的儿子周用吉夹带在内，信手检个便宜。

　　“宸衷茂育”四字便是所谓“关节”；简言之就是暗号，可由对方授字，亦可由自己设计。周福清的关节，属于后者；通常事先有接洽的关节，多为两个字，因为字一多，嵌入某处比较麻烦，如果是常用到两个字，可指定嵌入八股文的“承题”。因为八股文的体裁，已公式化，起头“破题”限两句，以下承题限四句，约廿五字，在这个范围内，嵌常用的两字，不致于太困难；如嵌四字，而不落斧凿之痕，则大可凭真才实学一搏，无不必买关节了。所以自定的四字关节，往往嵌于“起讲”之中；起讲多少句，并无定法，通常以十句为准，字数在六七十之间。

　　周福清的运气很坏，不但有陶阿顺这个蠢材偾事；更糟的是苏州知府，光绪三年丁丑正科的状元王仁堪在座。殷汝璋明知道信是投错了，但他不能说：这封信不是给我的。而当着王仁堪，又不能默无表示；当下将信交给了王仁堪，请他依法处置，以示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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