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故事(18)_高阳

一八

　　其时翁心存年逾古稀，何能承受这样的刺激？虽然这年同治建元，照例“停勾”，翁同书这年可以不死，但明年又如何呢？老年人有这样一个痞块横亘在胸中，真有生不如死之感。入冬终于卧疾不起。两宫懿旨，特释翁同书回家视疾；到得出狱，父子得见最后一面，但翁心存已入于弥留状态，是否知道长子暂释，不得而知。

　　翁心存身后的恤典甚厚，除准翁同书在家穿孝百日再入狱以外，特赏翁心存的长孙，亦就是翁同龢的长子翁曾源为进士，准一体殿试。这翁曾源书念得很好，但有一样要命的毛病——羊角风。而且相当严重，说来就来。有了这项毛病，注定不能参加考试，否则，闱中发病，难保没有性命之忧。因此只是捐了个监生在家读书。咸丰六年，宣宗实录告成，在事诸臣优叙，翁曾源因而蒙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实际上并未入闱。及至蒙赏进士后，第二年癸亥恩科，殿试只有一天，家人决定让翁曾源去试一试。

　　入宫以后，一直到天黑，未见翁曾源的踪影，翁同龢及其他接场的亲族，都焦急得不得了，一直到“戌初三刻”，也就是七时四十五分，才见他出宫。显然天黑以后还能写大卷子，保和殿中是有人照应的。

　　问起翁曾源殿试情形，是身体很好，大卷子没有错字，这就有前十名之望了。三天以后，进呈十本拆弥封，前十名即时召见，名为“小传胪”。翁曾源一早入宫听宣，居然中了状元。这是八员读卷大臣于翁心存、翁同书、翁同龢都有相当的渊源，有意帮忙。但亦只有嗣君冲龄，太后临朝，才敢于如此。且不说在雍乾两朝，断乎不敢；即在嘉、道两朝，亦不见得敢轻易尝试，因为出了个羊角风状元，不但是个笑话，而且有此疾者，绝不能服官，然则拔之以魁多士的作用何在？皇帝只要如此诘责，而无法“明白回奏”，则严谴立至。

　　翁曾源之中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创造了好几项纪录：第一、是从未进过贡院（乡会试闱场）的状元。第二、是唯一由监生一跃而中的状元。第三、是唯一未曾任过官职的状元——在他中状元时，他为他祖父所服的丧未满，自然不能到翰林院受“修撰”之职，以后亦始终只领虚衔。

　　最后要谈一对父子状元，都是具神秘色彩的人物。父名于振，字鹤泉，江苏金坛人，雍正元年癸卯恩科状元。这一科三鼎甲俱命在南书房行走，事属特例。世宗得位不正，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措施，需要在南书房亲自指挥处理，凡奉派在南书房行走的翰林，如果缜密小心，则一路荣升，官符如火；否则便有杀身灭门之祸。如雍正四年江西主考查嗣庭，原来即是南书房翰林，当他奉派至江西时，世宗另派副主考俞鸿图监视，途中可能搜查到查嗣庭泄漏机密的确据，以致被祸。

　　雍正二年甲辰补行元年癸卯正科会试，于振奉准为河南乡试副考官，四年十一月提督湖南学政，未几降调为行人司副。明朝的官制有行人司，长官正副二人，行人司副从七品，清沿明制，于乾隆十三年废止。于振原为修撰从六品，改行人司副则为降二级调用。原因要查“雍正朱批谕旨”才知道，他未经奉准，擅增武秀才的学额，且已取中，事情搞得很尴尬。世宗朱批：“新进小臣，无知孟浪，未经奉示，何得专擅？已交该部察议矣。”获咎之因如此。

　　如果从六品的修撰，降调为从七品的检讨，则仍在翰林院；一调行人司副、何能再成翰林？说来也是造化弄人，于振居然复为翰林——雍正十一年踵康熙十八年己未故事，举“博学鸿词”制科，除现任翰林以外，无论已仕未仕，经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抚学政保荐，即可应试。于振符合举荐资格。

　　这一次的词科，延到乾隆元年丙辰九月，方始举行。但丙辰词科与己未词科，用意完全不同，前者旨在将隐于岩壑的前明义士延揽出山，所以录取从宽；而丙辰词科，原就是世宗的一种“阳谋”，想引出曾静、汪景祺这类人物，以便铲除，所以下诏一年以后，尚仅河东总督举一人、直隶总督举两人。世宗降旨，切责诸臣观望，于是举列两百余人，诰命一年之内督集京师，先至者月给钱米，及至齐集，已在乾隆建元以后，特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吏部侍郎邰基阅卷。

　　凡是三考出身的进士，对于未受场屋之苦，一飞冲天的“征士”，都采取排斥的态度，此在康熙时已然，以朱竹垞的渊博多才，尚且被目之为“野翰林”，可见此辈的心态。因此由张廷玉主持的丙辰词科，托慎重之名，行摈弃之实，应试者一百九十三人，取中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次年七月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总计一等六名，授职编修；二等十三名，授检讨、庶吉士不等。淹通经史，或文章词赋知名海内的绩学能文之士，如入清史稿儒林传的程廷祚、桑调元、顾栋高、沈彤等；入文苑传的厉鹗、刘大櫆、李锴、胡天等均未入选，颇失士林之望。

　　于振很运气，取在一等之末，复回翰林院当编修。清朝以状元而应词科获高第，具此双重资格者，只于振一人。老师提拔，是其主因，于振的状元，原就是张廷玉取中的。

　　到了第二年——乾隆二年丁已，于家又有喜事。于振之子于敏中，殿试一甲一名。高宗很欣赏于敏中，乾隆二十五年入军机后更是大红大紫，他一直掌度支，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后，仍兼户部尚书。所当过的差使都是阔极一时，如四库全书馆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又因平金川，他以参赞庙谟之功列为功臣，赏戴双眼花翎，图形紫光阁，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身后并得谥文襄，文臣非有安邦定国之功，不能谥“襄”，在他以前谥文襄者，只有一个洪承畴。

　　于敏中卒于乾隆四十四年，享年六十六岁，而生前之荣忽然转变为身后之哀。事实上他的死因，便很可疑。据说于敏中以微疾告假时，高宗遗医诊视，忽赏“陀罗经被”，这是来自西藏喇嘛，殁后覆盖于棺中的殓具，凡一二品大臣殁于京师者，例赏陀罗经被，不是甚么希罕的荣典。因此，传闻高宗赐此被于于敏中生前，是暗示他自裁。

　　于敏中身后，两次严谴，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高宗读严嵩传，想到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捐监折收”一案，于敏中庇护乾隆朝有名的贪官王亶望；恤典中原曾入祀贤良祠，此时降旨撤出。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国史馆进于敏中传，高宗复又想到于敏中结交太监的往事，命将于敏中之孙所承袭的轻车都尉世职撤革。

　　高宗何以追论旧恶如此？已觉可怪。近年读孔德成先生令姐孔德懋女士所著“孔府内宅轶事”，探究有关史料，发现高宗与于敏中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孔府内宅轶事”中有一章，标题为“公主下嫁孔府”，一开头就说：“衍圣公的兄弟不能住孔府，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住，但在孔府里却世世代代住着一户外姓亲戚，人称‘于官亲’，住在东学，占有一大片房屋院落。”

　　这于官亲是谁呢？就是于敏中的眷属。孔府相传：乾隆有个女儿，是孝贤皇后所生，对她十分钟爱。这位公主脸上有块黑痣，据相术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这就只有远嫁孔府了。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和皇帝并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这都是别的王公贵族所没有的荣耀。

　　乾隆第一次来孔府时，就说定将女儿下嫁孔府。但满汉不能通婚，为了避开这个族规，乾隆便将女儿寄养在中堂大人于敏中的家中，然后又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孔府的后人称她为于夫人。

　　公主嫁到孔府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