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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老师甚至气得将作文簿直接从讲台上甩到我面前。

  我永远记得作文簿在空中飞行的弧度,像一架正在失速坠落的飞机。

  作文簿掉落在地面时,摊开的纸上面有着鲜红字迹:

  “蔡同学,如果你再故意写跟别人不一样的句子,你一定会完蛋。”

  这些鲜红的字,像诅咒一般,封印住我的心灵。

  从那时开始,我心灵的某部分,像冬眠一样地沉睡着。

  我不知道是哪部分,我只知道那部分应该和别人不同。

  我真的不明白,“肉包子打狗”叫有去无回,光阴也是啊,

  为什么这样形容不行?

  而形容每个人出生的样子叫“呱呱坠地”,可是我们是人又不是鸭子,怎么会“呱呱”呢?

  但是我不敢问,只好说服自己这些东西是“太阳从东边出”的真理。

  久而久之,我开始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的思考模式。

  只可惜这些事在老师圈子里传开,于是很多老师上课时都会特别关照我。

  常常有事没事便在课堂上叫我站起来回答一些阿里不达的问题。

  我好像是一只动物园里的六脚猴子,总是吸引游客们的好奇眼光。

  我只好开始学会沉默地傻笑,或是搔搔头表示无辜。

  甚至连体育老师也会说:

  “来,蔡同学。帮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空中挺腰然后拉竿上篮。”

  你娘咧,我又不是乔丹,挺个屁腰,拉个鸟竿!

  对不起,明菁。我又讲脏话了,我是俗辣,下次不会再犯了。

  因为被莫名其妙地当作怪异的人,所以我也是无可奈何地生活着。

  即使想尽办法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大家还是觉得我很奇怪。

  我只希望安静地在课堂上听讲,老师们的捉弄却一直没停止。

  这种情况可以算是“生欲静而师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吗?

  如果我又把这种形容写在作文簿上,恐怕还会再看一次飞机坠落。

  幸好我高中念的是所谓的明星高中,老师们关心的只是升学率的高低。

  我的成绩始终保持在中上,不算好也不算坏,因此不会被特别注意。

  其实如果这时候被特别注意的话,好像也不是坏事。

  记得联考前夕,班上一位很有希望考上台大医科的同学患了重感冒,于是忍不住在课堂上咳嗽出声。

  老师马上离开讲桌,轻抚着那位同学的背,悲伤的眼里满是哀凄。

  还说出你就像是我的孩子,你感冒比我自己感冒还令我痛苦之类的话。

  我敢打赌,如果咳嗽的是我,一定会以妨碍上课安宁为由,被赶到走廊去罚站。

  高中的课业又多又重,我无暇去关心总统是谁市长是谁之类的问题。

  反正高中生又没投票权,选举时也不会有人拿钱来孝敬我。

  连那时流行的日本偶像明星中森明菜和松田圣子,我都会搞混。

  偶尔会关心中华队在国际比赛的成绩,输了的话当然会难过,但这种难过跟考试考不好的难过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

  感谢老天,我终于会跟大家一样用“小巫见大巫”这类普通的形容词。

  而不是再用“小鸟见老鹰”、“烂鸟比鸡腿”之类的白烂词。

  高三时,班上的导师在放学前夕,都会握紧拳头激动地问我们:

  “告诉我,你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联考!”全体同学齐声大喊。

  “告诉我,你们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联考!”全体同学口径一致。

  虽然多年后社会上才教导我生存的目的是赚钱,奋斗的目标是女人。

  但那时我和所有人的心跳频率相同,总是让我觉得放心与安全。

  我像是冬眠的熊,而考上大学就像是春天,唤醒了我。

  §4

  不论我在哪里
  都只离你一个转身的距离
  我一直都在
  在你身前
  在你影里
  在楼台上,静静等你
  一个转身的距离?

  惊觉似的转过身,只见到两个穿迷彩装的阿兵哥在谈笑着。

  带着小男孩的年轻妈妈和站在禁烟标志下方的妇人都已不见。

  大概是火车过了桃园,下车的旅客多些,于是她们都进去车厢内。

  我吹了一阵冷风,双手和脸颊早已冰冻,我也决定躲进车厢。

  最后一节车厢后面,还有一些空间,堆着几个纸箱子。

  有两个人坐在箱子上,还有一个空位,我便坐了上去。

  箱子很厚实,里面应该装满了东西,只是不知道装什么。

  我右手边是个穿老鼠色外套的中年男子,头发微秃,靠着车身打盹。

  那大概是20年后我的样子。

  左手边是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呆呆的。

  很像10年前刚上大学的我。

  又看了一遍第四根烟上的字,当我读到“在楼台上,静静等你”时,我终于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

  因为我想到大一在话剧社扮演罗密欧时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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