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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比一代好

敝大作《住手》刊出后，接到不少读者老爷的来信，纷纷——不是纷纷响应，而是纷纷龇牙。其中一封，一开头就尊称我“伟大的柏大教育家”，不禁大悦，原来伟大的教育家得来如此容易呀，可是看了几行，就觉得唾沫喷面，形势不妙。信末署名“反对你看法的国中老师”，信写得很长，照抄于后。我想，百分之九十一教习造成体罚的理由，大概都包括在里面矣。 　　信上曰： 　　不知你今年高寿，也不知你当过老师没有？拜读你一月八日的文章，实在令人失笑。是想借题发挥，赚些稿费，或只因早年被严师打得焦头烂额，就如此气愤不堪？我认为，在这十几年（即国中成立后），没当老师的人，实无权说出大话的。 　　想当年，本人也是接受正常教育的，也曾被老师打过（只是不像你那么不幸）。学生时代，个人纯洁，遵守校规，一直到大学毕业，多数人加入教育行业。可是整个情况已不如前了，优秀学生仍有，但恶劣者更甚，他们讲脏话，在课堂中突如其来地对老师羞辱，当面叫老师绰号，考试只会选择题，其他皆空白，他们已没有什么自尊、尊严、荣誉可言，只是背着书包来学校晃一晃，下午又回去。而我们当老师的必须忍受一切，叫你绰号，就当没听到，没敬礼也视若无睹，实在没精力加以管教，因教育部规定不准体罚呀。我们只好忍，再忍，把气闷在肚子里。为何有百分之九十一的教师同意体罚？因为他们身受其苦；为何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也同意？因为他们忙着工作，孩子变坏，自己无力管教，只有让老师当刽子手；为何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也同意？连孩子们自己都同意了，你却替人沮丧，真是可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错——而且是连续的错，必须接受体罚。例如，“目的”，学生写“目地”，叮咛好几次，罚他写一百遍，月考一出来，仍写“目地”，难道会笑嘻嘻地跟他说“很好，很好”吗？其实我们是要体罚那百分之二十的坏蛋，难道老师都会毫无理由地抓了人就乱打吗？只有你才不幸碰上侯仰民。我们又不是神经病，怎会不知道轻重呢？你只会拿少数的严师为例，就要把身历其境的人感受推翻吗？再问你：如你现今也是身历其境的人，敢问你该如何管学生？愿再拜读你的大作。 　　教育的畸形发展，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体罚是小事，该发议论的应是教学的异常：升学班不用参加庆典，整天关在教室里考考考。技能科目不上，却做主科的辅导课，什么技能都不会。更绝的是，连体育课都不上，下午又留校念到晚上七八点钟。担任这些班的老师，才是教学认真的老师，这样毕业的学生，在路上碰见，也同样不认识你是什么老师。教育变成这样子，你知道吗？本人已累了，不愿多写，由校赶车回来，已六点多，未吃饭先拜读你的大作，实在不敢苟同，疾笔草此，语无伦次，把自己的感受写出，只希望你能了解真实情况，再动笔不迟。你应该先调查，为什么老师、家长、学生，都同意体罚？才能客观地写，不能只凭幼时的气愤，就做如是的见解。你知道大众传播对学生有多大的影响吗？十几前学生的纯洁，已不复存在。现在学生恶劣的表现，我们也感慨万分，这是进步吗？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述说，也欠缺你的生花妙笔，只好本着“良心”，继续担任教育工作。我，一个微贱国中老师，对体罚的看法是：对好学生我们不会乱打，也舍不得打；而对坏学生的爱心，就是体罚。所以你不该理直气壮地反对，除非你能再写一篇告诉我们当教师的该如何做。 　　如果你没当过老师，或者没教五年的经验，那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请亲自来国中试试看，愿你的文章能客观点。 　　这封信显示出这位国民初级中学堂教习的激动，他要求柏杨先生“客观”，可是他却站在极端主义的立场发言——因为他阁下恰恰地正“身临其境”。多少年来，“客观”二字成了糊涂虫的神秘法宝，动不动就念念有辞，祭了出来；对凡是持有相异意见的人，统统咬定他不客观，而且认为只要一口，就可咬死。信上曰：“近十几年来没当老师的人，无权说（反对体罚）大话。”呜呼，观剧跟投票不同，投票必须在当地住若干年月，而观剧就不然啦，他可以随时提出他的批评，演员们不能说，你没演过这出戏，有啥资格开黄腔呀？柏老有很多当中小学堂教习的朋友，他们都反对体罚。试问一声，反对的跟赞成的并列，谁是“主观”？谁是“客观”？谁是“大话”？这位国中教习竟然敢肯定他的“主观”就是“客观”，一旦加到学生身上，要想学生心服口服，恐怕只好靠蛮干动粗矣。 　　国中教习指出，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同意挨揍，而柏杨先生却十分沮丧，使他觉得“真是可笑”。这应该是原则问题，纵然百分之百写下同意挨揍的血书，我们都誓死反对。民法上规定：“自由不得抛弃”。甘愿被囚，法律都不允许。同样道理，我们认为人性尊严不得侵犯，也不得抛弃。四世纪晋王朝时，有“儿口承唾”节目，有钱大爷一咳嗽，身旁的穷小娃就张开大口，咕噜一声，咽下有钱大爷的尊痰。我们虽在千载之后，仍忍不住悲愤呐喊，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悲愤呐喊“实在可笑”，因为穷小娃自己都同意了呀，就没啥话可说矣。 　　国中学生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跟柏杨先生的看法尖锐相反，我一直认为一代要比一代好。即令学生一代比一代差，教习也会同样一代比一代差。啥客人吃啥菜，有啥可埋怨的也。事实上，下一代比上一代要活泼、顽皮，想得更多，不屈服性更强，这正是中华民族茁壮的生机。我相信有些学生老爷口吐脏言，叫教习绰号。但孩子们只要一进小学堂，他就非立刻学会脏话不可，本没啥稀奇，如果脏得过度，自有非体罚的校规可以使用。而叫叫绰号，更能显示孩子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不能给别人取一个恰如其分绰号的学生，准是一个呆头鹅。好吧，即令这些行为罪大恶极，难道靠大动干戈就能阻吓得了乎哉？我敢赌一块钱，连上帝亲自出马，都阻吓不住，至于写错字，把“目的”写成“目地”，这位国中教习千方百计，都收不到效果，认为只有打手心打屁股，好像体罚也是包治绝症的神仙一把抓，只要一剂下肚，脏话没啦，绰号没啦，笨蛋也霎时英明盖世。咦，柏老学习算术的兴趣就是被打跑了的。贵阁下麾下的学生老爷，如果经常皮破血流，恐怕他一辈子都达不到“目的”，只能仍停留在“目地”上混。至于学生一出校门就不认识教习，难道靠臭揍，就认识了哉？收效当然会收效的，但只不过收效一时，一旦毕业，恐怕不认识的场面，更要惨烈。 　　这位国中教习，大刀一劈，把学生一分为二：百分之八十是“好学生”，百分之二十是“坏学生”。刚才还宣称学生自己都愿意挨揍的，不知道是“好学生”同意，还是“坏学生”同意？“好学生”同意，是慷他人之慨；“坏学生”同意，那就是自认为非被打得自尊心全毁，就改不了——对这种可怜的贱骨头，我们不应该再迎风纵火，或推波助澜，而更应该耐心拯救。不过主要的是，“好”、“坏”的标准是啥？由谁定这标准？由谁判断这标准？侯仰民先生教算术，认为柏老坏极，可是国文教习“老核桃”——我们上给国文教习刘月槎先生的绰号，他太老啦，满脸皱纹——他却认为柏老好得不像话，几乎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结论由谁决定？难道各发一把牛耳刀，要他们决斗取胜乎哉？ 　　国文教习又曰：“我们不是神经病，怎会不知轻重？”这可跟神经病无关，连亲爹亲娘，气得两眼冒火时，打亲儿亲女，都有失手的时候。所以孔丘先生告诫小子们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问题是，亲儿亲女敢溜，学生敢溜乎耶？不溜还好，一溜恐怕更使教习暴跳如雷，怎么，你抗命呀？你瞧不起我呀？你还不知道承认错误呀？打得将更英勇。年纪轻轻的国中教习，有啥凭据证明每一个都知道轻重？台湾省立玉井高级中学教习王煜先生罚学生陈国荣跑步跑死，嘉义县立大林国民中学堂教习钟献元先生殴打学生陈英贤重伤住院，高雄市立盐埕国民中学教习庄金水先生把学生骆宗名打出脑震荡，桃园县立复兴国小学堂教习刘邦彬先生用麻绳把学生黄天惠绑起九小时，用竹鞭抽打。这几位教习难道都是神经病哉？一时气冲斗气，把不住“适当”的分际罢啦。来信的国中教习，他已认定某些学生是“坏蛋”，认定某些学生“已没有什么自尊、尊严、荣誉”。在这种认定下，爱心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穷的轻蔑和嫌恶，一旦下手，恐怕把持不住。教育部不准体罚，固然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幼苗不受摧残，也同时是为了保护教习不致官司缠身。“良心”只能自省，不能作为伤害别人时的金刚罩护身符。 　　这位教习和这类教习，既已推出“打坏学生的爱心就是体罚”的伟大发明，所以柏杨先生没有本领告诉你阁下如何去做。只能告诉你，对“坏学生”的爱心，不是体罚，而是更加倍的爱心。假使这点办不到，犹如一个不信神的人不适合当牧师一样，没有爱心的人，也不适合担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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