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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手

台湾宝岛上，只有两个人认识侯仰民先生，一位是我柏老，一位是杨纳福。我跟杨纳福先生小学堂时同班同学，可是杨纳福先生来台之后，官拜将军之职，身统大军，威风凛凛，而柏杨先生却猛爬格纸，只会招灾引祸。杨纳福先生从小循规蹈矩，不知体罚为何物，而柏杨先生几乎是天天挨板子，哭叫之声，使全班垂涎。 　　我老人家从小就喜欢算术，小学堂三年级时，女教习在黑板上出了一个题目，谁都不会，只有我老人家会，教习就把她手里用的粉笔作为奖赏，使我对算术更兴趣高昂。想不到五年级时，侯仰民先生——就是天天向我下毒手的元凶——担任我们的级任兼教算术，于是噩运来临。偶尔一次，我算错了一题，他阁下就把我叫到讲台之上，狠狠打了五下手心，把我对算术的兴趣，打得无影无踪。而这“五下”也就成为挨打国宪法，每次一律五下。因为每天都有算术，每有算术，都要缴一次习题，每次习题，我准有错，他阁下在“都是为你好”的招牌之下，名正言顺兼理直气壮地，每天都大动干戈。 　　我也曾力争上游，可是，他阁下的板子太厉害啦，使我对算术由恐惧而厌恶，成了恶性循环——我越不会，他越打；他越打，我越不会。除了长期保持双手红仲半寸的世界纪录外，到了今天，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熟。偏偏各级学堂入学考试，都是非考算术不可的，算术的魔爪抓住我终身不放。我不但在功课上力争上游，被侯仰民先生打得走投无路之后，也曾想尽方法，讨他的欢心。有一次，他练习篮球，一连投进两篮，我拣到球，不敢自己去投，可怜巴巴地再传给他，馅笑曰：“请投进第三个呀。”这句话不知道犯了他哪条筋，他翻脸曰：“你怎么敢侮辱老师？跟我来。” 　　我像一只待宰的小羊，浑身哆嗦地跟着到了他寝室。他一面轻松潇洒地玩弄那个可怕的板子，一面斜眼问曰：“你说，打你几板？”我心里凄凉地喊，最好不要打，但我不敢出口，又想讨饶，也一时磨不开。可是他阁下一直追问，我只好回答，猝然曰：“随便。”我的意思只是请他阁下定夺，可是他立刻暴跳如雷，喝曰：“我就是打你这个‘随便’。”这次却没有按照宪法行事，他的板子照我手上、背上、腰上、屁股上，飞舞而下，最后，我只好双手抱头，蹲在墙角哀号。 　　那时，柏老才十三四岁，童心中就立下血誓，我要报复。可惜，我没有报复得成，并不是我宽恕了他，而是当我四年后考进高级中学堂，人强马壮，回乡找他比武的时候，他阁下已翘了辫子，不禁兴起伍子胥先生听到楚王芈弃疾先生翘了辫子时，那种失望之叹。去年（一九八〇）年底，杨纳福先生还问我曰：“如果侯仰民还活着，你会不会对他动粗？”我曰：“从前会，现在当然不会，一拳下去，准吃人命官司。”他曰：“那么，你不恨他啦？”咦，这算啥话？我岂止恨他，而且恨他入骨，我虽不动粗，但我会唾他的脸。 　　呜呼，体罚固然使一人个身体受到创伤，施行体罚时那副凶恶的嘴脸，更使一个人心理受到创伤——是一种鲜血淋淋，永难愈合的创伤，它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或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方向。对于侯仰民先生，我老人家本业应该作圣人状，宣称我已原谅了他的，一则是他早已完蛋啦，二则是我正好趁水和泥，使聪明才智之士瞧瞧我真是温柔敦厚呀。何况侯仰民先生那时刚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初中程度），年纪也不过二十一二岁，还是一个未成熟的大孩子。可是，我不原谅他，每一想起他攒眉怒目，情断义绝的青面獠牙，三百六十五日如一日地，殴打一个哀哀无告的穷苦孤儿，我就咬牙切齿。 　　就在柏杨先生咬牙切齿之际，忽然传出一连串奇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处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战周瑜和黄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干侯仰民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身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杨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台湾省议会中，现身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阳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学生，可以作适当的干活。 　　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入歧途，教育当局何需硬性规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学生约法三章，每次考试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按：也就是升学率高）。他的大名全校响叮当（柏老按：他如果在讲台上摆上铜铡，大名叮当得恐怕能响到伦敦），学生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按：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学生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奶，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足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按：在该响叮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 　　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〇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明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的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学生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〇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蟾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含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性在中国何以不断根乎哉？中国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缠小脚、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严禁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在二十世纪八〇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脑髓的人，才会身怀绝技，把羞愤硬当成荣耀。有候仰民这样的人不足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等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根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藏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主张体罚的朋友，强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皮。父母为女儿缠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为了“刑斯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学生，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是不是爱心？如果把侯仰民先生从坟墓里弄出来，包管他会坚持他出于爱心。报上说，教习把学生三个耳光打出脑震荡，他同样也会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内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去鉴定？又用啥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到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要先行肌肉扭曲，目眦惧裂。而这种邪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蹂躏，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根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凌辱。 　　一旦学生们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耻心便荡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考试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压，孩子们的自尊、灵性和最可贵的想象力，恐怕全部斲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禁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学生”，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学生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 　　柏杨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以及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学生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柏杨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应该更永矢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打的，所占比率竟如此之高，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性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性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八〇年代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即令政府出面帮助，有些人仍难自拔。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来越毛骨悚然，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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