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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言万语只一愿

愿中国人认真 　　今年（一九八〇）二月初，报上有一则新闻曰： 　　高雄讯：为了三两红糖，妇人赵庭芳远从高雄县燕巢乡赶到高雄地方法院检察处，控告杂货店商人赵凤山涉嫌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以罪证不足，判处不起诉处分。告诉人赵庭芳控称，她于去年（一九七九）十二月十四日，教儿子到赵凤山所经营的凤业商店（燕巢乡深水村）购买红糖，回来后觉得分量较少，遂至另一商店称量后，发现少了三两。她再到赵凤山店里理论，赵某不承认偷斤减两，反谓系其子于途中偷吃。她返家后再问其子是否偷吃，儿子坚决否认。她气愤不过，乃到派出所控告。警员认为如此小事，不宜兴讼，遂来劝解。最后赵凤山拿出一千元请客，但是本人却不出面。告诉人赵庭芳认为赵老板此举缺乏诚意，日前气冲冲地坐车到高雄地检处按铃申告，控告赵凤山诈欺。检察官林鸿鹏侦讯后，认为赵凤山应不会只为价值二元的三两红糖诈欺，且红糖已开封，无法证明短少是谁搞鬼，因而判定不起诉处分。 　　不久，某报的“小评”老爷，就给这位女主角赵庭芳女士，上了一课“小事学”，课题是“小题大作”，课文曰： 　　高雄最近发生了一件讼案，导因于顾客在商店中购买一斤红糖，回家过秤，发现少了三两，她不甘损失这两元两角，向店家理论，店家认为糖包业已拆开，可能买糖的孩子在途中取食，但店家还是愿意以一千元请客道歉，她却拒绝，向法院告上一状。这官司虽经检察官裁定不予起诉，但已劳师动众，耗费了自己的精力不算，还耗费了警方与法院的精力。我们是法治国家，法院是裁判是非曲直的地方。但为了三两红糖的争执便上法院打官司，毕竟于法虽合，而于情欠妥。假如这种三言两语便可解决的小事，都要通过法院判断，法院若不增加几百倍人手，势将难以应付。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节约国家的人力，希望类此的事情不再出现。 　　“小评”老爷既然认为告状是合法的，却又认为告状有损法律尊严，不告状才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不知道这算哪门子逻辑推理？如果说“小事”不应告状，“大事”才应告状，这就要回到过去谈过的话题，势必得请大法官会议，或“小评”老爷之类，组织一个委员会，为“小事”、“大事”下个定义，划个标准。大亨之辈，认为柏杨先生身首异处是小事，可是在我老人家看来，这事可大啦。同样地我认为你阁下恐怕非向法院请求惩凶不可。三两红糖涉及到儿子的人格——他到底偷吃了没有？和母亲的人格——她称错了没有？女主角显然不是追求面子和追求金钱，老板大人已拿出一千元请客矣，她追求的是一个“真”，这不是可哂的，而是可敬的。赵庭芳女士是如此的纯洁，相信法律保护弱者，不遗巨细，她单枪独马，以乱箭横飞中，向传统的酱缸挑战，虽然败下阵来，但更使我们崇拜——崇拜她执著的认真精神。 　　执著的认真精神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一个认真的行为，竟被肯定为一种应受责备的小事，而且乞求上苍，希望它“不再出现”，这说明虽然经过西洋文明百年来的冲击，有很多人的意识形态，仍沉淀缸底。所以如此，可能因为下列两点： 　　第一是，“讼必凶”的观念，残存不退。专制时代谚曰：“屈死不告状”，这里面含着海一样的血泪。盖司法黑暗，“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有理无钱的小民，只好把自己屈死当成小事；有钱无理的大爷，当然更一口咬定小民屈死是小事。如果小民含垢忍辱，倒还罢了，如果胆敢把小事诉诸法律，于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那就死无葬之地矣。 　　第二是，大多数中国同胞，迄今仍没有培养出“对事不对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而只习惯于“对势不对人”和“对人不对事”。酱眼朦胧，一片模糊。表面上看来，只是对所谓“小事”不屑理会，其实是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对所谓“大事”，不但没有能力，同时也没有胆量分辨是非。而最好的掩护，莫过于对啥事都认真：“今天天气哈哈哈。”连艳阳天都不敢肯定它艳阳天，连倾盆大雨都不敢肯定它倾盆大雨，还能有肯定是非的能力和道德勇气乎哉也。 　　看一下台北人行道上的红砖，有几个是真正铺平了的？再看一下欢迎国宾时，夹道飘扬的旗又有几个旗杆是竖直了的？再看一个任何建筑，又有几个不是粗糙的？柏杨先生御驾驻跸的台北新店明德新城，就有一栋五层公寓当中裂缝，只因为当初填地基时，认为那是“小事”，没填结实。这还是被称为第一流的国泰公司产品，如果是第二三流的一些公司的产品，恐怕早塌他娘的啦。 　　一个螺丝不认真旋紧，可能使空中霸王在空中解体。一个钢板不认真焊接，可能使百万吨巨轮在海上稀里哗啦。核子发电厂的一钉一铆，如果认为它是小事，不去认真，请读者老爷想一想它的后果吧。 　　不认真，就无法发展精密工业，也无法建立精密思考和精密推理，中国就永远不能现代化。一直坚持和稀泥不求甚解，坚持对“小事”不可认真，认真就是“百般挑剔”，恐怕只能古代化。 　　愿孙淡宁女土的幼稚园早日开办 　　谚云：“行行出状元”。在只有一个最高层面的社会里，科举考试的状元才是真状元，其他行业有成就的状元，不过饿不死而已。事实上这句话是官场人物安抚小民的一句空话：你可别不满意造反呀，你也是状元呀。呜呼，戏剧界的状元，见了官场状元，都得蹶屁股以便挨板子。有谁听说过一个杰出的木工，能跟县官（更别说宰相啦）平起平坐乎哉。但二十世纪七〇年代之后的社会层面，才真正开始“行行出状元”，一个“演戏的”或“唱歌的”影响力，能把官场人物气得冒烟，一个工程师，更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 　　多元层面的结果是，每一场所可以想到的行业（小偷除外），都是康庄大道，不仅可以崛起状元，而且可以崛起巨人。官场不再是唯一的最高目标，“僚气”只能伤害自己，不能伤害别人；“酸气”更是使自己生气的工具；“洋气”的威力已日渐衰退，因为大家都洋气啦。 　　真正伤害国家的是“混气”、“戾气”，这需要赤子之心的清醒汤，才能治疗。 　　结语 　　八〇年代十二愿陈述并补充已毕，不敢提出更多的愿，如果再提出更多的愿，恐怕玉皇大帝都要让座曰：“老头，我可招架不住，你来干吧。”不过事实上十二愿千言万语，只有一愿，愿中国人跳出酱缸，打破酱缸，在品质上彻底改善，然后中国才能强大，在世界万邦中，才能担任一个建设性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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