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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三回 颁明诏圣君筹宪政 定官制贤相话沧桑(1)


  话说这位气坏的汉大臣,就是孙家鼎孙老中堂。当下孙家鼎道:“你们别道我外教,立宪这一件事情,我也略略研究过一番。那立宪国的法,与君主国全异。所以异的地方,不在形迹上,是在宗旨上。宗旨一变,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

  譬如重心一移动,全体的质点,就都要改变方向了。此种大变动,行在国力强盛时光,尚不免有骚动之忧,现在国势衰弱到如此地步,照我看来,变得太急太骤,怕就渐骚然不靖之象,似该先革掉丛弊太甚诸事,等到政体清明,渐渐的变更,也不算晚。”

  徐世昌立起道:“孙中堂,逐渐变更的法子,已经行了多年,一点子没有成效,就为国民的观念不变,他的精神也无从而变。只有大大的变革,才能够发起全国精神呢。”

  孙家鼎道:“照老哥这么说,必是国民的程度,渐已能及,才能够这么办。只是现在时光,国民能实在知道立宪利益的,不过千百人中之一;至于能够知道立宪之所以然,又知道为之之道的,恐怕不过 万中一人罢了。上头虽然颁布宪法,百姓都懑然不知。就这么办去,不但无益,倒适为厉阶,仍宜谨慎点子的好。”

  徐世昌还未回答,汉大臣中,早又站起一个人来。众人瞧时,乃是管学大臣张百熙张尚书。只见张尚书道:“孙中堂的话,说得何尝不是!但是国民程度,全在上头的人劝导。现在上头 的人,没法子提高他的程度,倒说等候国民程度高了,才立宪法,这是永不能必的事。照我个人意见,以为与其等候他程度高了立宪,不如先预备立宪,再慢慢的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好的多呢!”

  满大臣中又站起一人,乃是荣尚书荣庆,发出反对的议论道:“我非不深知立宪政体之美,但是吾国政体宽大,渐流弛紊。为今之制,极该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过数年之后,官吏尽知奉法,人民碱称便利,然后徐议立宪也未晚。如果不察中外国势之异,徒徇立宪的好名儿,势必至执政者无权。那一班神奸巨蠹,倒得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非小。此事关及国家安危,还请诸位从长计较。”

  瞿鸿禨接口道:“惟其如是,所以都说预备立宪,不是说立即立宪,荣尚书可以放心。”

  尚书铁良道:“我听得各国的立宪,都由国民要求了才成功。要求得利害的,甚至于暴动。日本虽然未至于暴动,那要求却也很利害的。国民能够要求,是已深知立宪之善,知为国家分担义务。现在未经国民要求,倒要先给他权柄,那班国民不懂事,反以分担义务为苦,便怎么呢?”

  众人听了,都不作声。

  直隶总督袁世凯袁公再也耐不住了,当下立起道:“天下事势,何常之有?从前欧洲人民,积受压力,又有爱国思想,所以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没有外力相迫,人民处于不识不知之天,绝不知有当兵纳税的义务。所以各国的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因差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事理之顺逆不同,预备之法,亦不能同。总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这是吾辈所当共勉的。”

  铁良道:“照此说来,预备立宪之后,该设立内阁,厘定官制,明定许可权,整理种种机关。且须以全力开国民的知识,溥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说,使各处绅士商民知识略相平第才好呢!”

  袁公道:“岂特如是而已?数千年相沿的政体,一旦欲大变其面目,那各种问题,势必相连而及。譬如一座老屋,当没有议及修改时光,任它飘摇,倒也似乎尚可支援;等到议及修改,一经动工拆卸,那朽腐的梁柱,摧坏的粉壁,纷纷发现,以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也是如此。现在就以所知的事讲起来,如京城各省的措置,蒙古、西藏的统辖,钱币的划一,赋税的改政,漕运的停止,这种事情,都是极委曲,极繁重,都该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办起来真是日不暇给呢!”

  铁良道:“我还有一个疑团,现在地方官所严惩的,共有四等人,是劣绅、劣衿、土豪、讼棍。凡百州县几尽被若辈盘踞,再没有人起而与争。现在如果预备立宪,势必首先讲求自治。那么这一 班人且公然握地方的命脉,那不就糟了么?”

  袁公道:“这又何足为患?只消多选循良之吏,发到各省去做地方官,专以扶植善类为事。使公直的得各伸其志;奸匿的无由施其技。如是始可为地方自治的基础。”

  瞿鸿禨道:“这么说仍当以讲求吏治为第一要义,旧法新法,原无二致的。”

  醇亲王载沣道:“众位的高论,都是很有道理的。

  我看立宪这一桩事,既然如此繁重,人民程度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那就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地步了。时光已经不早,讲了这大半天,也该散了。明儿召见,咱们就把预备立宪的主见,回奏两宫,众位看是如何?”

  于是诸王大臣,又商议了一会子,意见大相同略。次日,入朝面奏。到了七月十三日,朝廷就颁下预备可立的上谕,其辞道:

  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预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

  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着为审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日久相仍,日处阽危,忧患迫切。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筒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护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许可权,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备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

  这一道明诏颁布之后,全国人民有欢忭的,有恐惧的,也有发言讥刺的。欢忭的是庆幸从此后得为立宪国国民了;恐惧的是怕人民程度不及,将来反多事故;发言讥刺的,是逆料政府决不会有好事情干出来,立宪并无颁限,一纸空文,无非是骗人勾当。人民虽是这个样子,朝廷上却把此事瞧得异常郑重。

  颁发诏书的次日,即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贝子载振,尚书奎竣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直隶总督袁世凯,公同编纂京朝官制。并着外省总督端方、张之洞、升允、铁良、周馥、岑春萱各派司道大员到京,随同参议。又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瞿鸿禨、孙家鼐,总司核定。

  各位编制大臣奉到旨意,即于十六日,在颐和园里头,开第一次会议,议出了办法。于是就在恭王府朗润园里头,设立编制馆,以府尹孙宝琦、京卿杨士琦为提调,金邦平、张一摩、曹汝霖、汪荣宝为起草课委员,陆宗舆、邓邦述、熙彦为评议课委员,吴廷燮、郭曾炘、黄端祖为考定课委员,周树模、钱能训为审定课委员。此外京曹须议的,吏部衙门,有长顺、刘元弼;户部衙门,有李经野、程利川、林景贤、傅兰泰;财政处,有陈遹声;礼部衙门,有瑞绪、刘果、聂献琛;兵部衙门,有王维翰、庆蕃;练兵处,有哈汉章、良弼、王士珍、朱彭寿;刑部衙门,有曾鉴、胡彤恩;工部衙门,有郭庆华、潘慎修。

  各疆臣所派,两江是荆光典,俞明震;两湖是陈夔麟、曾广熔;两广是于式枚,四川是刘学廉、徐樾,陕甘是熙麟。

  编制各大臣于未曾动手编制之前,先会衔奏陈厘定官制宗旨,大略五条:

  第一,此次厘定官制,遵旨为立宪预备,应参仿君主立宪国官制厘定,先就行政司法各官,以次编改。此外凡与司法行政无甚关系各署,一律照旧。第二,此次立定官制,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第三,现在议院遽难成立,先就行政、司法厘定,当采用君主立宪国制度,以合大权统于朝廷之谕旨。第四,钦差官、阁部院大臣、京卿以上各官,作为特简官,阁部院所属三四品 人员,作为请简官;阁部院五至七品人员,作为奏补官;八九品人员,作为委用官。第五,厘定官制之后,原衙门人员,不无更动或至闲散,拟在京另设集贤资政各院,妥筹位置,分别量移,优予俸禄。

  旨意下来,着即按照陆续筹集,详加编定。起草课各委员奉到此旨,顿时就忙起来,终日伏案埋头,精心编撰。不多几日,京朝官制草案,早都撰拟脱稿。由评议课委员评议过,再由考定课委员加以考核。审定课委员悉心审定,才敢呈由编制大臣,经各编制大臣一律署诺,然后送往总司核定处删改具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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