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31)_周梅森

三一

　　§卷二序章

　　大舅舅一直在搜寻那艘船，那艘1925年从清浦港湾驶出的日本“大和丸”。他认定是那艘命运之船，把他送上了一块真理的土地，使他找到了终生不渝的信仰。一直到死，大舅舅还挂记着那艘船，当生命的最后一线光亮在他眼瞳中闪动的时候，他还喃喃着：“汽笛响了，要……要开船了……”

　　大舅舅是十年前到我家来的。那时候我还不是清浦师院的教师，只是个刚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从学校回来，在家门口看见了他。是个初秋的傍晚，天色血红。他穿着一件搞不清是什么料子的旧西装，手提一只老式破皮箱，肩上斜背着个黄挎包，蹒跚着在我家门口张望，苍老疲惫的面孔被血红的天光照得很亮。我没想到他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以为是个问路的人，走到门口时，顺便问了声：“哎，找谁？”

　　他抬起满是白发的脑袋看了看我，迟疑了一下，又看了看我家的院门，极恭顺地哈着腰问我：“嘿嘿！同……同志，这……这里是解放路42号吗？”

　　我点了点头。

　　“咋……咋没门牌呀？”

　　“早锈掉了。”

　　“噢！噢！”他舒了口气，把那只破皮箱换到了另一只手上，努力地挺了挺佝偻着的单薄的身子，要往我家院门里走。

　　我拦住了他：“哎，哎，你找谁？”

　　他赔着笑脸，说出了我母亲的名字。

　　我很吃惊。

　　母亲和父亲听到动静出来了。母亲看到他就哭了，父亲讷讷无言地在一旁愣着。他却笑了，露出了一口残缺不全的牙齿，脸孔上的皱纹显得又多又深。

　　“到家了！到家了！”他说。

　　母亲也含着眼泪跟着说：“到家了！到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舅。我母亲叫季伯华，他叫季伯舜。他比我母亲大二十二岁，1924年他从北京跑到清浦闹工潮时，我母亲还没出生；1925年他乘日本“大和丸”到苏联去时，我母亲还不到一岁。他当了托派，一生都不走运，尽坐牢，先坐国民党的牢，后坐日本人的牢，解放后又坐共产党的牢，直到最近政府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才被一起放了出来。他一辈子没结过婚，出来后，无家可归，只好到我们家来。据父亲说，大舅舅释放后曾就自己的定居问题给其他舅舅、姨妈们写过信的，他们谁也不愿意接纳，大舅舅在安徽一个靠近劳改农场的小镇上滞留了整整五十六天。

　　那日的晚餐很丰盛，还有酒，大舅舅却不喝，他只顾说话，时而中国，时而苏联，时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而列·达·托洛茨基，冷不丁还讲几句俄语。

　　吃过晚饭后，大舅舅和我一起到阁楼上睡觉。阁楼上放了两张床，他一张，我一张。他却不睡，推开窗子，望着窗外淡远而朦胧的水色问我：“是海吗？”

　　我说：“不是，是湖，东平湖。”

　　大舅舅叹息了一声，点了点灰白的脑袋说：“怪不得这么平静。”

　　我告诉大舅舅，海离这儿很远，起码五里路，站在我家这个阁楼上是望不到的。大舅舅不相信似的，愣愣地站在窗前看，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按着窗台，因为身子佝偻的缘故，脑袋和上身几乎倾到窗外，带暗格的旧西装衣襟硬硬地翘着，整个儿像座塑像。

　　塑像打那夜开始，在阁楼窗前立了起来，一立就是九年，直到他躯体中的生命之火一点点熄灭，软软地倒下为止。就是他死了之后，骨灰盒也一直是放在这窗台前的，母亲不让任何人动。母亲说，既然他喜欢这里，就让他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呆着吧！他一生总坐牢，够苦的了，临了，总得有个归宿。

　　母亲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命这玩意，还由不得你不信。注意看看这间阁楼，再看看这只骨灰盒，你或许会惊叹：这世界上有许多事还真说不清。阁楼这两面抹了角，骨灰盒的这两面也抹了角，简直就是个缩小了的阁楼。骨灰盒是定做的，事先谁也没告诉他们要做成这个样子，他们偏做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怪不怪？母亲看到骨灰盒时差不多傻了。

　　没有人给大舅舅送丧，也没人给他开追悼会，我们只举行了一个家庭式的简单的火化仪式，在上海的小舅舅和在四川的三姨妈还没来。当穿着白大褂的殡仪馆工作人员推走大舅舅的遗体时，我哭了，第一次领略了悲凉的滋味。

　　大舅舅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走了，这喧闹的尘世上没他的骨血。他留下的唯一宝贝，是他趴在阁楼窗前桌上写了九年才写完的手稿：《忠于信仰的人》。

　　现在提起大舅舅，我的心里还很不好受，也说不出是什么感情。我和他在一个阁楼里生活了九年，领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生。如果不是亲耳所闻，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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