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轭(32)_周梅森

三二

　　他每天不到五点钟起床，起来后，不论冬天、夏天，都用冷水洗脸擦身子，而后，跑步。不到外面跑，只绕着我们住的这屋子四周转悠，仿佛怕见什么人似的。吃饭狼吞虎咽，别人没吃完一碗，他两碗都吃完了。也不出去走走，好像根本就不需要自由似的，吃完饭就爬到阁楼上写，写累了，手扶窗台在那儿站。有时，站着、站着，泪水会从他昏花的眼里滚落出来。我悄悄告诉母亲，母亲叫我不要管他。母亲说：他没准又想起什么伤心事了。晚上也写，还抽烟，搞得整个阁楼像着了火。我去开门，开窗子，他就很不安地看着我，尴尬地笑。

　　稿子撕了写，写了撕，后来越写越厚了。我问他要来看，他不给。他说，时候没到，由于历史的局限，我和我们这代人还看不懂他的书，也不能看他的书。他的书是写给下个世纪、未来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千秋功罪，要由未来评说。

　　大舅舅固执而自信，认定自己一生都在从事着一项伟大而神圣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他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历史反革命，不论在失去自由时，还是获得自由后。他宣称，他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现在都从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坚定信仰。因此，他写的这部书才定名为《忠于信仰的人》。

　　他知道得很多，遥远的莫斯科，弥漫着历史风云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人物和故事，经常出现在他嘴边。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能精确地说出自己几十年前在游行队伍中一次次见到托洛茨基时的具体情景，能把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时的许多托派代表的简历和脸孔描绘出来。

　　大舅舅最后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是在1927年秋天的莫斯科，是在苏联著名政治家、当时的外交部长阿·阿·越飞的葬礼上。越飞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好朋友，他的葬礼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最后一次示威。当时，装殓着越飞遗体的棺木停放在大路比扬卡大街苏联外交部大楼里。大楼外的街道上拥满了人，托洛茨基在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陪同下，出现在自己的拥护者中间，人们唱起了热情的歌，“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同志万岁”的呼声压住了一切喧嚣。共青团员们向列队站在街上的红军战士们高呼：“军人同志们，为红军领袖和缔造者托洛茨基同志高呼万岁吧！”万岁之声就骤然响了起来，无数支枪举过了头顶。

　　大舅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最后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的情景，所以，他的这段描述我几乎能背下来。

　　从殡仪馆捧回大舅舅的骨灰盒安放到阁楼的窗前，我就看起了他的手稿，他给我讲过的许多东西，手稿里都有，1925年的那艘日本“大和丸”，1927年莫斯科新处女墓地阿·阿·越飞的葬礼，全记载得很详细。

　　为那艘“大和丸”，他专写了一章，题目就叫：汽笛响了，要开船了。

　　在这一章里，大舅舅写道——

　　……清浦的总同盟罢工因军阀督办赵玉林的介入出现了残酷严峻的局面。总工会执委会决意撤退，并在1925年10月17号的最后一次执委会上做出了决定。而我则在两天前和安忠良、郜明的党部碰头会上就知道了撤退的意图，并且知道安忠良已经为我、郜明和一个叫郑少白的工人执委定了‘大和丸’的船票。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艘‘大和丸’对我生命的意义，在那个紧要时刻，我挂记的不是那艘‘大和丸’，不是未来通往真理的道路，而是一个姓钱的姑娘。

　　是的，在那个灰白的早晨，我一直在想那个姑娘，那个资产阶级小姐。我不准备隐瞒这一点。我还要说，当时我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更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曾被一个总商会会长的女儿，一个资产阶级小姐搞得晕头转向。

　　罗莎·卢森堡说：“自我批评，无情的、尖锐的、深入到事物根髓的自我批评，是使无产阶级运动能够生气勃勃的阳光和空气。”我将坚持用自我批评的观点来回顾一生的历史。对过去的一切，如实地进行具有批评精神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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