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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造反派们才不管这一套呢,他们的理论是,我家老爷子是叛徒,是坏蛋,他发展的党员还能有好东西么?那两次甄别审查说明不了任何正面问题,倒是从反面证明了省委和清浦市委执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因此,清浦市委应该彻底砸烂。

  假党员集团案是造反派们炮轰清浦市委的重磅炮弹,老爷子是死老虎,又榨不出啥大油水,他们开始对老爷子倒还客气,还暗中保护他,怕他畏罪自杀,不利于他们造反。后来,他们要老爷子写诬陷材料,老爷子抵死不写,人家就不客气了,三天两头揍他,有一次硬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

  涌哥他们就更惨了,挨打挨斗不说,还逼着他们承认是假共产党员,真反革命分子。涌哥1955年和老爷子划清的那个界限等于没划,人家不承认。结果,涌哥真受不了了,一天傍晚挨完批斗后,从关押他的四楼阳台上跳下去自杀了。

  涌哥的死,对老爷子是个沉重的打击。老爷子原来以为,他把涌哥、玲姐抚养大了,组织上又给了他应有的处理,他欠下的良心债算偿清了。涌哥的死讯传来,老爷子抱头痛哭,这才明白,那笔历史旧债是根本无法偿清的——非但无法偿清,而且越欠越多。

  老爷子的精神崩溃了,被造反派弄到忠烈陵凿墓碑时,大概已准备用自己的性命来抵账了。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看出这一点,也没想到他最终选择的生命归宿是陵旁的那棵刺槐树。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觉着不合情理,进而也对老爷子生命运行的最后轨迹发生了怀疑。

  你说他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地凿墓碑呢?难道他是想凿掉一段历史,凿掉自己的耻辱么?历史和历史给他造成的耻辱,能靠榔头和凿子来消除吗?历经了几十年的苦难之后,他还能像孩子那么幼稚吗?我不理解。

  他又为什么偏要在忠烈陵那棵刺槐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不在被隔离的两年中的任何一天,在三个隔离地点的任何一处自杀呢?如果是因为愧疚,因为觉着对不起历史,他选择了忠烈陵,那么,他为啥还要认认真真地凿那块记载着历史的墓碑呢!他不是可以在来到陵前的第一天就往那棵刺槐树上挂绳子吗?我不理解。

  那么,或许是他把这个世界看透了,万念俱灰,四大皆空,或许是他完全麻木了,怎么凿墓碑,怎么往刺槐树上挂绳子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或许他是出自自己十三岁干钳工的职业本能,在临终前,也要把一桩活干完,干好,干漂亮。你不知道,他确实干得很漂亮,刻在墓碑上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了方方正正,大小相同的凹坑,规范得近乎美好,简直他妈的不可思议。

  老爷子临死前究竟想了些什么,我无法知道,越猜越糊涂,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在弥留之际,他一定会记起那个逃亡的雨夜,记起他在威廉大街路口先用大改锥捅,后用手掐死的那个盯梢者。老爷子倚着石碑的碑基给我讲述他一生的时候,就好几次提到那个盯梢者,他一辈子就杀了这么一个人,因而记得很清楚。他好几次讲到掐死那家伙时的感觉,说是喉骨断裂的声音就像猫嘴里在嚼鱼骨头,“格鲁、格鲁”的,这声音在勒断他的喉骨时也会发出的,因而我才敢断定,他会记起那个盯梢者。

  老爷子就这么死了,死得糊里糊涂,就像他活得糊里糊涂一样。他太讲情义,结果,偏被情义骗了。说到底,他不应该去革命,他根本就不是革命的料!他不革命倒是桩功德无量的事,既不害己,又不害人,岂不皆大欢喜?!当年老爷子在日本人的厂里干得不算赖,据他自己吹,日本技师都夸他聪明,他要老老实实干活,没准也能混个技师当当,凭技术吃饭。到啥时候,技术总是少不了的,对不对?

  当然,话又说回来,老爷子的命也不好,如果他的命好一些,如果在那个逃亡的早晨,他和郜明、季伯舜一起赶上了那班叫“大和丸”的日本轮船,顺利到了旅顺口,或许也不会当叛徒,他一生的历史肯定要重写。

  据老爷子说,郜明和季伯舜后来都到了苏联,都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混得都不错,他们的历史,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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