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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唱几句,不晚!”

  招呼着,刘福寿递过了烟枪,樊福林不客气地接了过来,猛吸了几口:

  “喝!有味!有味!才买的烟叶?”

  “人送的,地道的关东叶子!”

  “好!好!”似乎觉着有点过意不去,樊福林把小砂壶递到刘福寿的手上:“来,你来品品我这茶,一级龙井!”

  刘福寿捧过砂壶,先暖了暖手,然后郑重地揭开壶盖,用那连汽油、酒精都分辨不出的失效的鼻子嗅了嗅想象中的茶香,而后,“咕嘟”喝了一口:

  “哦,不赖!回家给我泡一壶。”

  “行哪!”

  刘福寿对听书并不象樊福林这么上瘾,他到这乱哄哄的说书场,与其说是听书,不如说是来凑热闹。他平生最怕孤独,最耐不得寂寞,到老来,当沉重的暮气笼罩着他周围的一切的时候,他更不愿独自一人呆在那里。

  “哎,福林,听说了么?咱镇上又换了个新书记,前天上任的,孙大头走了!”

  “哦?新书记姓啥?”

  “姓赵!叫……叫赵双!”刘福寿扁平而干瘪的脸上浮出一丝得意,“这人我认识,早先在煤矿呆过的,做过搬运工区书记!”

  “是他呀?我也认识!”

  话说完又有些后悔。他认识赵双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反革命帽子,有什么好吹的?!

  刘福寿脸上的得意却因这话而顿失几分,口里喃喃着:

  “好哇!你认识就更好了,这赵书记不坏的,比孙大头强多了,或许,或许你那房子的事就能解决!”

  “唉!福寿哥,我还是那句话,咱谁也不信,只信自己!指望他?影也没有!咱要象国际歌里唱的那样,自己起来救自己!你等着瞧,回头我就到镇委缠他,他娘的,他要是……”

  “噢……听书!听书!说那些晦气事干嘛?赵书记我还是能说上话的,到时老哥我来给你帮帮忙!”

  樊福林叹口气,没再言语。

  两人各自想着心思,迷迷瞪瞪地听书。

  麻脸刘唱上了劲,脸涨得通红,鼓打得山响,嗓子有了点沙哑,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嘶叫,这嘶叫颇有几分原始的味道,也算得上壮怀激烈了。那关羽、关公、关二爷,不贪图曹营富贵荣华,一心归汉已连闯四关,在这第四关的关口上,麻脸刘卖了个关子,准备收钱。有些狡猾的听众要溜,麻脸刘一面转弯抹角地骂人,一面不住地行礼,每收到一张角票,便热情洋溢地对角票的主人表彰一番。

  在这声鼓停息的瞬间,樊福林脑子里跑起了野马。和刘福寿的一番对话,勾起了他许多难忘的记忆,关于自己,关于这个小镇。他觉着这个世界很对不起他。过去,他做梦也不敢这样想,现在,他不但敢这样想,也敢这样说。不简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胆大了。这胆大和伟大也就差不多。他觉着自己已经有了点伟大的味道。他要做人,堂堂正正做人,他要以人的权利,收复以往丧失的一切。他要得到人家的尊重,他觉着,当人家尊重他时,他也会尊重人家的。同样的道理,社会尊重他,他才能尊重社会,可往日的社会真的尊重过他么?

  他想。

  他认真地想。

  §第二章

  在某种意义上讲,樊福林算个人物。在弹丸一般的刘洼镇能算得上人物的还不多。有些镇委书记不如他,当阵子书记连名字都没被人们记住。书记走马灯似的换——有一年换了三个书记,岁月,水一样流,流逝的岁月和人们的记忆力总多少有些矛盾,责难人们势利就有点不合情理了。

  樊福林不是头面人物,当然不会有什么伟业,可他能被人们记住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有一段可以载入小镇编年史的传奇般的经历,以及他所信奉的马虎哲学。

  樊福林的祖籍在江苏大丰县,向上查三代均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假如中国革命史上没有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国内革命战争,他的历史大约会是很清白的。然而,中国革命的历史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清白而改写,那场为新中国奠基的战争偏偏爆发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四处抓丁,不幸把他抓走了,硬是不由分说地在他的历史上抹上了污点。

  他当了“国军”。这是民国三十六年岁暮的事。穿上军装未及操练,便开拔进了徐州。想溜?万难!四处都是眼,塞进闷罐车缝都没留。他哭了,想着家里的地和牛,想着俊俏的媳妇,眼泪滴了大串。营长看他还机灵,让他做了勤务兵。驻扎徐州那阵子,天天为营长端茶送水打手巾,外带还得倒夜壶,稍不如意,人家就打耳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打定主意,枪一响就溜,共军一来就举手,说得天好,卖命的事不能干,这百十斤可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的产品,哪能轻易交出去?况且,家中还有俊俏的媳妇。

  想到媳妇他就不安。早就看出来了,村上那个独眼保长心术不正,先前挨过媳妇的巴掌。现在出门在外,他很怀疑媳妇那巴掌的力量了。

  有一次,他突然来了点灵感:“他娘的,写封信给独眼保长,就说老子当了国军营长,哼,国军营长的太太哪个敢搞?哪个?!”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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