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4)_周梅森

四

　　某一天，营长喝醉酒后，他把营长的大沿帽，连同上衣一同偷了出来，以百米跑的速度蹿到斜对面的“万隆”照相铺，准备来一张标准像。

　　相机对准了他，照相师把那橡皮玩意攥在手上了，他才胆虚虚地套上了营长的上衣。帽子没敢贸然戴上——那时，他正生秃疮，满脑袋流脓，象四溢的脑浆。照相师找来了一张旧《中央日报》，先把他破烂的脑袋简易包装了一下，他才悬着一百二十个心，把帽子小心翼翼地扣到头上。

　　“啪！”完了。

　　帽子在隔着《中央日报》的脑袋上停留了大约五秒钟。

　　几天后，他将这张记载着一个历史时刻的杰作寄给了独眼保长，连同一封信。信是请街头测字先生写的，之乎者也，满纸国粹，国粹之精义是：国军营长的太太不可辱。

　　万没料到，这张照片会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使他倒了大霉。多少年过去了，世界上死了许多人，偏偏那独眼保长没死，而且很经得起一顿棍棒。有一回，人们硬是把他吊在屋梁上达五分钟之久，他才恍然想起一桩没有交代的罪恶，他毫不犹豫地揭发了樊福林。

　　樊福林在镇建筑队当瓦工，家乡革委会的一封公函和独眼保长的一封揭发信，把他从脚手架上拉了下来——他当时正为这小镇建筑第一幢三层楼，就是现在的邮电局。到了镇清队办公室，一眼望见了桌上发黄的照片，无奈，认，不认挨揍！皮肉历来比名誉更重要，这一条马虎哲学上有。不曾想，这轻易的承认，反引起了办案人员的高度警惕性，在他们看来，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樊福林丢卒保车，焉能骗过办案人员的火眼金睛？

　　“樊福林，说，当时的军衔是什么？”问这话的是猪头，当时建筑队的代表，分工协助清队办公室办案。

　　樊福林愣了，他娘的，我可是按原计划办的，共军一过来就交枪了，承认是营长已经蚀了血本了，哪能再认下什么衔！

　　“嘿嘿，老伙计，咱们一起摽膀干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衔，你还不知道么？！”他想和猪头打两句哈哈。

　　不料，猪头上去就是一脚，揣了他个仰面朝天。也难怪，阶级敌人么，能没个仇恨？

　　“要不要向你交代一下党的政策？”

　　“我懂！我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胁从不问，首恶必办，唔，还有……还有，重现行，轻历史……我，我可是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也要看态度！”

　　“是！是！”

　　“说，是上尉还是上校？”

　　看来非认不可了。樊福林认真地想了一下，三个月的“国军”生活在他的记忆中已不占什么位置了，再重找出这记忆的信息很难，很难。恍恍惚惚，他觉着上尉应该比上校小，他决定当上尉。这种时候，官衔越小越好。

　　“我……我是上尉！”

　　“唔”，办案人员得到了一点满足。

　　“你这个营具体干什么？你犯了哪些罪行，唵，都一起讲出来！”

　　难题。又是难题。步枪都没摸过，盒子炮倒是打过两回，营长喝酒，要他去打老百姓的鸡。他决定把这事扯到自己身上，如实坦白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我有罪！罪该万死！可我没杀过人，没打过仗，我残害老百姓，打过老百姓的鸡，两只大母鸡，肥肥的……”

　　“少说废话！我问你，你这个营是什么兵种？”

　　万万不能说是步兵。步兵没打过仗？唬鬼！打仗？和谁打？共产党！下面，猪头们准会问：有多少条人命？他娘的，不能干！

　　“我们这个营是干警卫的，警卫营！”

　　办案人员更加满足了。一个准军事家大为兴奋：警卫营？谁用得起一个营来警卫？必是大官，那么，这小子决不仅仅是个上尉，应该是个上校！

　　“警卫营？司令部的？”

　　“哎！哎！”

　　“妈的！不老实！司令部的警卫营长会是上尉？你以为我们没有军事常识？唵？想蒙混过关？唵？想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一下？唵？”

　　这三个“唵”差一点把樊福林吓闭了气，以后回忆起来，他还说这是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人家一心要提拔他。看来，这个上校不是他愿当不愿当的问题，而是非当不可了。

　　“就……就算是上校吧！”

　　办案人员对这吞吞吐吐的回答很不满意：

　　“就算？什么意思？”

　　“当时……当时……当时正式的委任状还没下来！”原来，他还很聪明呢！人这动物，有时真不是玩意。

　　审讯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辉煌胜利，蒙昧而高贵的小镇挖出了一颗埋藏很深的定时炸弹。

　　从此以后，樊福林的苦难岁月开始了。

　　仅仅一天的时间，他的人格、尊严、信心全被无情地踩到了烂泥里，他，以及和他同类的牛鬼蛇神们仿佛接到了命令，一律由人而退化成了猿。这时候，感情和思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是危险的。对此，樊福林深有体会。开初，他不太发达的头脑里还有几分思想的残余，他试图翻案，结果，被“文攻武卫”队员吊在看守室的梁头上一顿好打，硬是把他那点可怜的思想抽成碎片，打成了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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