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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西海固汉子的表情上，充满了一种宗教感。整个席间他惊慌失措，好像这是要他干罪，好像他肯定如此的奢侈犯了教法。他瞟着我，像是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他的畏惧传染了我；但我愈是感动，就愈是只能催他多吃。他一个个端起那些八寸七寸的盘子，用筷子朝嘴里扒着。同时想说些啥，但脸直至胸口都挣红了，气吁吁说不出来。 　　一时我担心过他的胃，但正如我的分析：一般说来，穷人是不会生胃病的。饱饱地吃一顿，永远是好事情。 　　娃娃们，那经常翻我的背包“搜糖”的小儿子，他的零食是把一根洋芋粉条伸进炉子里烤焦（握月三弟在学校干活，有学校补给的煤炭，所以能在我屋里架起烧炭的炉子），然后捏着一头咬吃。至于一副理解大人机密神情的美目长子伊斯玛依儿，他常常在夜里，当我和他父亲谈得入港之际，蹦下炕来给我们烤洋芋。 　　夜里，我们说得兴奋，突然觉得肚饿。握月就喊一边被儿里睡着的儿子： 　　“快！捅炉子！给你巴巴烤个洋芋吃！” 　　我呢，也猛想起凡·高的《吃土豆的人》。土豆就是洋芋，想到在西海固大山奥深的冬夜，在农民泥屋夜烤洋芋的滋味，我也催孩子：“快，烤三个！” 　　娃娃一下就跳下炕，把炉子捅旺。又推门钻进寒风，咚咚跑着，捧回地窖里的洋芋。他机灵地看着我笑，好像说：不急不急，烤熟要一阵工夫呢。然后攥着火剪，披着他的小棉袄蹲在炉前，一直到唏嘘着把烤得焦黄滚烫的洋芋，捧到了我的枕头上。 　　潜入西海固的那些年，我吃得最多的，是娃他妈的细擀长面。 　　听说她当姑娘时切面的本事就出名。70年代的哪一年，嫁来握月家那天，她作为新媳妇的见面礼，就是给婆家人擀一顿面。听说，那一天端出来的数十碗长面，根根一样粗细，不止一人怀疑这媳妇从哪弄来了高级挂面。一席面吃得婆家人人赞叹，吃罢了，她也就开始了苦难的媳妇生涯。 　　长面待客，桌上多摆开四只小碟：辣子、醋、酸白菜渣，再就是一碟咸盐。长面煮好以后，用筷子挑起，然后在碗里一顺一摊，根根面条又细又匀。清油浇在碗心，再调上碟子里的小菜。 　　清苦的吃食，自然引出了饥饿的话题。 　　“不，这就好得多了！比起吃食堂的1958年！……”他们忿忿地说。 　　我留神地听。那时流行说“浩劫”，而西海固的浩劫，是在1958年。 　　1958年西海固天降横祸，树皮被剥光了，食堂里只有清汤。据说吃树叶吃得肚皮透明，隔着皮能看见暗绿的肠子。握月的二弟那时还小，他在攀上一棵榆树时晕厥，不省人事地被背回来，不知怎么留住了命。 　　天灾之下是政治的暴戾：莫须有的罪名飞舞着，遭到杀、关、管，处决或狱死的例子，充斥每个家庭。固原的王阿訇以自杀抗议，脖子上割了四刀，淌了一个牛的血，居然没有死成；一块鸡皮贴住伤口，从那天起他装哑巴十八年，直至“四人帮”垮台，才重新开口。握月的父亲，拄着一根牛角拐杖、每天从下湾蹒跚到上湾来看我的一个老农民，也成了反革命的营长。他只有逃跑一条路，咬咬牙远走青海。临行前放下一块馍，留给孩子。 　　握月说：夜里他离了家门，月亮下我妈送他出庄子。我没送他，心里只想着那块馍。他一出门我就抓过馍，几嘴先把它吃下。 　　叫做“白俩”的灾难，不仅光顾回民。一个发配来的北大中文系右派学生在待毙之际，不意发现了破炕席下有一层谁埋下的陈年麦粒。不敢告人，悄悄吃着，他活了下来。 　　狼在村庄里游荡，溜进屋子。人互相问：噫！那是个狗么？人饿得眼睛模糊，看不真。说着的时候，那条狼慢慢地穿过屋走了。 　　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我以前写过，是关于一个背了冤死的兄弟埋体（尸体），昼伏夜行，从千里外的平罗监狱回家的故事。他们家四兄弟，一个狱死，一个饿毙，一个疯了，还有一个自杀未遂。 　　也许那件事，以及哑巴王阿訇的事，对于我是一次颠覆的教育。从那以后我变了。 　　可是轮到我复述时，我总搞乱了农村的亲族关系。我总是先激动起来，说得声音嘶哑，但却弄混了究竟是背回老三的老二失了神，还是老大被捕后寻死的老四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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