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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宿舍大院的平房里忽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星期日召集大楼里的“牛鬼蛇神”去训话,下令每天清早上班之前,扫大院,清除垃圾,还附带一连串的禁令: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吃肉、吃鸡蛋,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当时已经有许多禁令,也不知是谁制定的,如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我们这群“牛鬼蛇神”是最驯良、最和顺的罪犯,不论谁的命令都一一奉行。因为一经“揪出”,就不在人民群众之中,而在人民群众之外,如果抗不受命,就是公然与人民为敌,“自绝于人民”。“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

  “极左大娘”不许我家阿姨在我家干活,因为她不肯写大字报骂我。可是她又不准阿姨走,因为家有阿姨,随便什么人随时可打门进来搜查。默存的皮鞋领带都给闯来的红卫兵拿走了,又要拿打字机。阿姨撒谎说是公家的,没让拿。我教阿姨推说我们机关不准我家请阿姨,“极左大娘”只好放她走,我才关住了大门。阿姨临走对我说:“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不过,还是好人多。”这当然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是吃过苦的人。我常想:好人多吗?多的是什么样的好人呢?——“究竟还是坏人少”,这样说倒是不错的。

  “扫地出门”很多地方实行了;至少,造反派随时可闯来搜查。家家都有“罪证”得销毁。宿舍里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冲到底层,把马桶堵塞了。住楼下的那位老先生有幸未列为“权威”,他不敢麻痹大意,忙把马桶里的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又一次“揪斗”。我回家较晚,进院看见大楼前的台阶上站满了人,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坐的,有站的,王大嫂是花儿匠的爱人,她一见我就偷偷向我摆手。我心知不妙,却又无处可走,正迟疑,看见平房里的张大妈对我努嘴,示意叫我退出去。可是“极左大娘”已经看见我了,提着名字喝住,我只好走上台阶,站在默存旁边。

  我们都是陪斗。那个用杨柳枝鞭我的姑娘拿着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把两名陪斗的老太太和我都剃去半边头发,剃成“阴阳头”。有一位家庭妇女不知什么罪名,也在我们队里。她含泪合掌,向那姑娘拜佛似的拜着求告,总算幸免剃头。我不愿长他人志气,求那姑娘开恩,我由她剃光了半个头。那是八月二十七日晚上。

  剃了“阴阳头”的,一个是退休干部,她可以躲在家里;另一个是中学校长,向来穿干部服、戴干部帽,她可以戴着帽子上班。我没有帽子,大暑天也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默存急得直说“怎么办?”我持强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总有办法。”我从二楼走上三楼的时候,果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我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我用手帕包着藏在柜里,这会子可以用来做一顶假发。我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默存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我想不出别的方法,也没有工具,连糨糊胶水都没有。我费了足足一夜功夫,做成一顶假发,害默存整夜没睡稳(因为他不会帮我,我不要他白陪着)。

  我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我自恃有了假发,“阴阳头”也无妨。可是一戴上假发,方知天生毛发之妙,原来一根根都是通风的。一顶假发却像皮帽子一样,大暑天盖在头上闷热不堪,简直难以忍耐。而且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花白。

  来京串连的革命小将乘车不买票,公共车辆拥挤不堪,上车不易。我和默存只好各自分头挤车。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子,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我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你不是黑帮是什么?”她看着我的头发。乘客都好奇地看我。我心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我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直到一年以后,我全靠两条腿走路。

  街上的孩子很尖利,看出我的假发就伸手来揪,幸有大人喝住,我才免了当街出彩。我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还是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默存愿意陪我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我。我还是独走灵便。

  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革命群众已通知煤厂不得为“牛鬼蛇神”家送煤。我们日用的蜂窝煤饼,一个个都得自己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卖菜的大娘也和小孩子一样尖利,眼睛总盯着我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冷冷地责问我:“你是什么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后就和默存交换任务:他买菜,我买煤。我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用两只网袋装了一前一后搭在肩上,因为我扫地扫得两手无力,什么都拿不动了。煤厂工人是认识我的。他们明知我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我下班赶到煤厂,往往过了营业时间,他们总放我进厂,叫我把钱放在案上,任我自取煤饼。有一次煤厂工人问我:“你烧得了这么多煤吗?”我说:“六天买七天的,星期日休假。”他们听我还给自己“休假”,都笑了。往常给我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果然悄悄儿给我送了一车。我央求他给李健吾和唐棣华家也送些煤,他也送了。这事不幸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带着同伙赶到煤厂,制止了送煤。

  不久以后,听说“极左大娘”在前院挨斗了。据说她先前是个私门子,嫁过敌伪小军官。传闻不知真假,反正我们院子里从此安静了。有个丑丫头见了我就钉着臭骂;有位大娘公然护着我把她训斥了一顿,我出入大院不再挨骂。

  宿舍大院里的暴风雨暂时过境,风势和缓下来,不过保不定再来一阵。“一切牛鬼蛇神”正在遭受“横扫”,我们得战战栗栗地待罪。

  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却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责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我不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米兰达,惊呼“人类多美呀。啊,美丽的新世界……!”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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