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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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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颠倒过来 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她是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十五元。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的活儿,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这就叫“颠倒过来”。 我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 我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我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或十天八天的事。我就置备了几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儿,放在厕所里。不出十天,我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磁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磁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磁坑和磁盆原是上好的白磁制成,铲刮掉多年积污,虽有破缺,仍然雪白锃亮。三年后,潘家洵太太告诉我:“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这当然是过奖了。不过我确还勤快,不是为了荣誉或“热爱劳动”,我只是怕脏怕臭,而且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小刘告诉我,去污粉、盐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领取。小刘是我的新领导,因为那两间女厕属于她的领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她尊重自己的下属,好像觉得手下有我,大可自豪。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远胜于她,却丝毫没有忌嫉之心,对我非常欣赏。我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点没有架子,马上就拿给我。默存曾向我形容小刘的威风。文学所的“牛鬼蛇神”都聚在一间屋里,不像我们分散几个办公室,也没有专人监视。我很想看看默存一伙的处境。一次,我估计他们已经扫完院子,就借故去找小刘。我找到三楼一间闷热的大办公室,看见默存和他同伙的“牛鬼蛇神”都在那里。他们把大大小小的书桌拼成马蹄形,大伙儿挨挨挤挤地围坐成一圈。上首一张小桌是监管大员小刘的。她端坐桌前,满面严肃。我先在门外偷偷和室内熟人打过招呼,然后就进去问小刘要收拾厕所的东西。她立即离席陪我出来,找了东西给我。 几年以后,我从干校回来,偶在一个小胡同里看见小刘和一个女伴推着一辆泔水车迎面而来。我正想和她招呼,她却假装不见,和女伴交头接耳,目不斜视,只顾推车前去。那女伴频频回头,看了我几眼。小刘想必告诉她,我是曾在她管下的“牛鬼蛇神”。 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那时候常有红卫兵闯来“造反”。据何其芳同志讲,他一次被外地来的红卫兵抓住,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揪出较早,身上还不挂牌子。他自称是扫院子的。 “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儿?” 他说从小近视。可是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话。其芳同志后来对默存偷偷儿讲了这番遭遇。我不能指望谁来仰慕我。我第一次给外来的红卫兵抓住,就老老实实按身上挂的牌子报了姓名,然后背了我的罪名:一、拒绝改造;二、走白专道路;三、写文章放毒。那个红卫兵觉得我这个小鬼不足道,不再和我多说。可是我怕人揪住问罪,下次看见外来的红卫兵之流,就躲入女厕。真没想到女厕也神圣不可侵犯,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 我多年失眠,却不肯服安眠药,怕上瘾;学做气功,又像王安石“坐禅实不亏人”,坐定了就想出许多事来,要坐着不想是艰苦的奋斗。我这番改行扫厕所,头脑无需清醒,失眠就放心不眠。我躺着想到该做什么事,就起来做。好在我的卧室在书房西边,默存睡在书房东边的套间里,我行动轻,不打搅他。该做的事真不少。第一要紧的是销毁“罪证”,因为毫无问题的字纸都会成为严重的罪证。例如我和小妹妹杨必的家信,满纸胡说八道,引用的典故只我们姊妹了解,又常用家里惯用的切口。家信不足为外人道,可是外人看来,保不定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或特别的密码。又如我还藏着一本《牙牌神数》,这不是迷信吗?家信之类是舍不得撕毁,《神数》之类是没放在心上。我每晚想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我女儿为爸爸买了他爱吃的糖,总把包糖的纸一一剥去,免得给人从垃圾里检出来。我常把字纸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在炉灰里。这也只能少量。留着会生麻烦的字纸真不少。我发现我们上下班随身带的手提袋从不检查,就大包大包带入厕所,塞在脏纸篓里,然后倒入焚化脏纸的炉里烧掉。我只可惜销毁的全是平白无辜的东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的文字。假如我是特务,收拾厕所就为我大开方便之门了。 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我借此可以扶头瞌睡,或胡思乱想,或背诵些喜爱的诗词。我夜来抄写了藏在衣袋里,背不出的时候就上厕所去翻开读读。所以我尽量把厕所收拾得没有臭味,不时的开窗流通空气,又把磁坑抹拭得干干净净,尤其是挡在坑前的那个磁片(我称为“照墙”)。这样呢,我随时可以进去坐坐,虽然只像猴子坐钉,也可以休息一会。 一次我们这伙“牛鬼蛇神”搬运了一大堆煤块,余下些煤末子,就兑上水,做成小方煤块。一个小女孩在旁观看。我逗她说:“瞧,我们做巧克力糖呢,你吃不吃?”她乐得嘻嘻哈哈大笑,在我身边跟随不舍。可是不久她就被大人拉走了;她不大愿意,我也不大舍得。过两天,我在厕所里打扫,听见这个小女孩在问人:“她是干什么的?”有人回答说:“扫厕所的。”从此她正眼也不瞧我,怎么也不肯理我了。一次我看见她买了大捆的葱抱不动,只好拖着走。我要帮她,她却别转了脸不要我帮。我不知该慨叹小孩子家也势利,还是该赞叹小孩子家也会坚持不与坏人为伍,因为她懂得扫厕所是最低贱的事,那时候扫厕所是惩罚,受这种惩罚的当然不是好人;至于区别好人坏人,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人,却享到些向所未识的自由。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有一套习惯的文明礼貌,虽然常常受到“多礼”的谴责,却屡戒不改。例如见了认识的人,总含笑招呼一下,尽管自己心上不高兴,或明知别人不喜欢我,也不能见了人不理睬。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了意想不到的妙处。 可是到厕所来的人,平时和我不熟的也相当礼貌。那里是背人的地方,平时相熟的都会悄悄慰问一声:“你还行吗?”或“顶得住吗?”或关切我身体如何,或问我生活有没有问题。我那顶假发已经几次加工改良。有知道我戴假发的,会凑近细看说:“不知道的就看不出来。”有人会使劲“咳!”一声表示愤慨。有一个平时也并不很熟的年轻人对我做了个富有同情的鬼脸,我不禁和她相视而笑了。事过境迁,群众有时还谈起我收拾厕所的故事。可是我忘不了的,是那许多人的关心和慰问,尤其那个可爱的鬼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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