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饮茶(31)_杨绛

三一

　　§一　风狂雨骤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也就是阴历丙午年的六月，我下班回家对默存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

　　他说：“还没有，快了吧？”

　　果然三天后他也“揪出来了”。

　　我问默存：“你是怎么‘揪出来’的？”

　　他也莫名其妙。“大概是人家贴了我几张大字报。”

　　我倒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没有一张控诉我的大字报，不过我已早知不妙。一次，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我近旁就跳过了我，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再一次大会上，忽有人提出：“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并没有人为我下定义，因为正在检讨另一“老先生”。会后，我们西方文学组的组秘书尴尬着脸对我说：“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我就这样给“揪出来了”。

　　“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革命群众天天开大会。我们同组“揪出来”的一伙，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办公室的四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 Q 照见了自己癞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坐位。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正把这个文件细细研究，窃窃私议，忽被召去开大会。我们满以为按这个指示的精神，革命群众该请我们重新加入他们的队伍。不料大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我们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一，不发工资，每月发生活费若干元；二，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写明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三，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

　　我回家问默存“你们怎么样？”当然，学部各所都是一致的，我们俩的遭遇也相仿佛。他的专职是扫院子，我的专职是扫女厕。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像小学生做手工那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外文所规定牌子圆形，白底黑字。文学所规定牌子长方形，黑底白字。我给默存找出一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我们都好像艾丽思梦游奇境，不禁引用艾丽思的名言：“curiouser and curiouser！”

　　事情真是愈出愈奇。学部没有大会堂供全体开会，只有一个大席棚。有一天大雨骤冷，忽有不知何处闯来造反的红卫兵，把各所“揪出来”的人都召到大席棚里，押上台去“示众”，还给我们都戴上报纸做成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呵骂声中，我方知我们这一大群“示众”的都是“牛鬼蛇神”。我偷眼看见同伙帽子上都标着名目，如“黑帮”、“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我直在猜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散会我给推推搡搡赶下台，可是我早已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我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自幸级别不高。尖顶高帽都需缴还。帽子上的名目经过规范化，我就升级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默存一样。

　　我和同伙冒雨出席棚，只愁淋成落汤鸡，不料从此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欺凌戏侮，称为“揪斗”。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那个“十”字，听说他的一个同伙因为剃了“怪头”，饱受折磨。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

　　我的同伙没遭这个恶作剧，可是宿舍大院里立刻有人响应了。有一晚，同宿舍的“牛鬼蛇神”都在宿舍的大院里挨斗，有人用束腰的皮带向我们猛抽。默存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我的头发给剪去一截。斗完又勒令我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伛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发号施令的是一个“极左大娘”——一个老革命职工的夫人；执行者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那位“极左大娘”还直在大院里大声恫吓：“你们这种人！当心！把你们一家家扫地出门！大楼我们来住！”她坐在院子中心的水泥花栏上侦察，不时发出警告：“×门×号！谁在撕纸？”“×门×号！谁在烧东西？”一会儿又叫人快到大楼后边去看看，“谁家烟筒冒烟呢！”夜渐深，她还不睡，却老在喝问：“×门×号！这会儿干吗还亮着灯？”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伙都给赶往楼前平房的各处院子里去扫地并清除垃圾。这是前夕不知谁下的命令。我去扫地的几处，一般都很体谅。有的说，院子已经扫过了，有的象征性地留着小撮垃圾给我们清除。有一家的大娘却狠，口口声声骂“你们这种人”，命我爬进铁丝网拦着的小臭旮旯，用手指抓取扫帚扫不到的臭蛋壳和烂果皮。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那位姑娘的积极也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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