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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于默然自述(摘录) 　　……l933年，我18岁。那年林山县遭遇了本世纪最为严重的一次特大干旱。旱魔吃掉了余名山民。那是一个阳光毒辣的黄昏。我从林山县学堂毕业了，我当时想去广州，走之前，我回家与父亲告别二村外的田野在烈日下已经是一片焦土。我的父亲正在村头枯坐，他看到我，便仰天长叹："孩子，你还回来于什么，你已经念过书了，去逃一条生路吧。"我当时心中十分怆然，就沿着龟裂的土地，背着西坠的太阳向东南去了。我当时走出很远，回过头来，看到父亲那枯瘦的身材定在七月流火的田野里，像一株已经被烤干了水分的野草，、我知道从此很可能回不到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了，我扑通一声跪倒，向远远呆望着我的父亲磕r三个头，之后，长长地哭一声："爹啊！"我的哭声如诉，我感觉我的哭声悠悠地四下散开，无力地落进了没有收获的刚野。 　　我只身去广州，是林山县学堂王鹤鸣老师介绍我去的。王老师说他在广州有一个亲戚在政府里做事情，王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揣着王老师的信走了。我那时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抱负，只是想去解决下肚子的问题。王鹤鸣老师，是仓南县人。抗战开始后，老先生在仓南县抗日政府任宣传员，写标语。l940年夏天，被日本人抓住活埋了。 　　我走到武汉时病倒了。当时，我的肚子里已经没有了一点儿热量，我感觉肯定走不到广州了。如此说，当人们奔向一个既定的目标时，首当其冲的是要具备体力上的实力。我记得我发着高热，歪歪斜斜地躺在了武汉的街道上。我斜眼盯着这座花花绿绿的城市，当时的心情真是绝望极了，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躺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的地方。武汉人叽叽喳喳地说着我根本听不懂的土语。街上是一鹰座的楼房，我眼晕得很，有时还能看到街一t2跑小汽车，我那是第一次看到小汽车，感觉很像家乡田野里那些放大了的硬甲虫。 　　我竟然没有躺倒。后来想起来应该算是一个奇迹。我虚弱得像草一样的身体，竟然赶走了病魔。我记得我三天没有进一点儿水米，我只是不想死，不日心。我觉得死在那样一个不明不白的地方算什么啊？我拒绝在那样一个让我眼晕的地方死去。人真的有这么大的耐力吗？我后来一直怀疑我当时也许饿昏了，记忆有误。这些年全国兴起了气功热，好多大师都可以辟谷，就是说可以几个月不吃一点儿东西，甚至可以几年不近 点儿人间烟火。许多人都深信不疑，我却不信。但是由此说，我三天不吃一点儿东西，又能算什么呢？(大笑) 　　我也许还算聪明，认定自己是走不到那个名叫广州的城市了。我就在当地谋食了。我去了一家航运公司，给人家扛大包，很像现在的民工打工仔(笑)。而这一个决定，也就有了我后来的命运。几个月后，我在公司认识了一个叫范大哥的汉子。他叫范五，我想那是一个化名。那个范大哥是共产党，一年后，范大哥介绍我参加了共产党。我当时入党的动机是很不正确的，我当时是抱着一种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旧意识入党的。一个远离家园的流浪汉，是需要朋友的。许多共产党的知识，我是后来才懂得的。我由此得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后来我奉命回到林山县搞革命宣传工作，从此我与范五同志没有了联系。听说他是抗战中牺牲的。 　　1934年，我任中共林山县委宣传干事。后来调到省敌工部任副部长。部长是李震杰同志(李震杰即我大伯)。1935年我曾因为反对省委副书记张明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受到撤职处分。1936年张明同志牺牲后，我的处分撤销。l937年9月，根据抗战形势需要，省委将林山、仓南、仓山三县合并，成立林仓县。调我和李震杰同志到林仓县委，李震杰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抗日游击队总队长，我任县委副书记，兼游击总队政委。l939年秋天，在研究攻打仓南县城时，我反对李震杰同志的左倾盲动主义，李震杰同志将情况上报省委，我被省委批评。后攻打仓南县城失利，游击队伤亡很重。1939年底，李震杰同志调走。我接任李震杰同志的工作。 　　1940年春天，我领导的林仓抗日游击总队，划入八路军正规军。由此我离开林仓地区。此时，林仓县撤销。此后，l940年至l949年，我先后任八路军129师军需部副处长、处长。后调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干部部副部长。 　　1949年，我转业到保州地区任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l953年任地区行署专员。l958年，我顶着不办人民公社食堂。这件事被中央通报批评。后来毛主席到保州地区视察，批评了我。省委派员到保州地区督战，此时李震杰同志由林山县委调到保州地委当书记。我一直不大积极按照李震杰的指示办。比如我一直反对把林山县变成人民公社。我也反对在仓山县推广那种简易楼房。我曾经跟李震杰说："劳民伤财，要让后人骂的啊。"李震杰同志好几次严厉地批评我，后经他提议，交地委讨论，决定不再让我管农业，保州地区开始大办食堂。我在会上发牢骚说："什么食堂万岁，我看这种东西活不过三岁。"后来我被拔了白旗，这句话被做为反动言论，被保州地区反复批判过。 　　我与李震杰在历史上就闹不团结，后来有人说，省委把李震杰提到保州地委当书记，就是要他去搬掉我的。是不是这样，已经不好考证。但我知道当时管干部的省委副书记赵千里同志对我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见．我和赵千里同志于1942年开始共事，他一直是我的上级，他总批评我骄傲自大，目中无人。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开始反右倾，我被赵千里同志点名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是彭德怀的走狗。我被撤职，保留党籍。我不认识彭德怀同志，可是组织上认定我跟彭德怀有着思想上的必然联系，认定我追随彭德怀恶毒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了三面红旗。 　　省委派人到保州地委宣布对我处分那天，李震杰主持会议。那次会议同时宣布了十几个人。散会后，李震杰单独留下我，李震杰似乎有话对我说。那天屋里很冷。冬天的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窗子。屋里的墙角处有一个火炉子，我感觉身上很冷，就坐在炉边烤火。李震杰坐过来，他脸色苍白地看着我，似乎想说些什么，可他好像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我看着李震杰，艰难地笑笑："老李，今后我们不会总见面了。"李震杰说："老于，我们是党的人，应该任劳任怨啊……"我生气地说："任劳任怨我能做到，但不能乱扣帽子。我何曾反党？你知道我的性格，士可杀不可辱是旧话，我们党内不能说这个话，可是……"李震杰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他递给我一支烟："老于，你不要因为撤职……"我知道他误解我了，我摇头说："老李，我不是沮丧失去了职务，你我相处二十多年了，虽然总是意见相左，但是相知很深。你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我们连命都不怕丢掉，还怕丢掉官职吗？我不理解的是，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了？彭总错在什么地方了？也许历史给于我们的担子太重了，我们无力承担。"李震杰脸色苍白地说："我同意把你划成右倾，但我不同意把你定性为反党分子。"我长叹一声："我不会怪你的。谁都受过别人的委屈，谁也都委屈过别人。这个道理我懂，历史自有公论，在此关头，古人说过，为官者或者选择一时寂寞，或者选择万古凄凉。我只能选择寂寞一时，我决不会选择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不取万古之凄凉。但是我们会付出不该付的代价。如果只是错误地处理了我们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倒也罢了，怕的是今后……"李震杰的声音突然变得冷了："老于，你现在还是党员，要服从。"我点点头："你将来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我说完这句很沉重的话，就转身向门外走去。李震杰喊住我，走过去，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我们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四目相对，我呆呆一笑："从此后，你的耳朵就清静了，听不到我跟你吵了。"李震杰艰难地笑笑："你多保重啊，你的身体……"说着，李震杰转身从提包里取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这是二百块钱，我知道你大手大脚惯了。"我愣了一下，就接过去，转身走了。我没有想到，我与李震杰就此一别，竟成永诀。我再回到那间地委会议室时，已经是20年之后，那时李震杰已经死去18年了。实事求是地讲，我与李震杰同志在历史上是一直搞不到一起的。但是，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好同志。他年龄比我大十岁。 　　我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拔了白旗之后，先是被贬到仓山县商业局当计划科副科长。1964年，我又被凋到仓南县的李家庄公社当副社长。那些年我情绪很不好，变得不爱说话，有人说我总是苦着...张脸，大概是一副忧国忧民的呆相吧。(苦笑)"文革"中，我被下放到仓南县的...个村里劳动。农民们没有人嫌弃我，他们对我很好。那个村子里的造反派电没有整我。也许人们认为我实在是一只死老虎，身上已经实在没有油水可榨了吧。1979年，我被平反，摘掉了右倾帽子，回到林山地区任副书记。20年，世间有多少变化，我的职务如原地踏步。 　　地委安排我抓农业，我热火朝天地搞开了分田到户责任田。林山地区由此成了全省的一一个农村改革的典型。1982年我调到了省里，担任了省委副书记。1985年离休。 　　我离休之后……(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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