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信(59)_麦家

五九

　　▼贰

　　蒋琴声直到一九七七年底考上大学（金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才离开双家村，其间我们一直保持通信，信越通越勤，像河流似的，越往后流量越大。她向我讲述了双家村所有与我有关的人和事，甚至无关的也说。她说（写道）：“你在外越出息，越往高处走，双家村就越是你的家乡，这里的一切都跟你有关。”但我更宁愿无关。有时我以为，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时，我觉得她一直没变，至少在我面前，依然那么骄傲，那么好为人师，那么想指导我人生，教我如何追上她。后来（一年后）我小妹也加入她的行列，和我嘀嘀嗒嗒起家里的陈芝麻烂谷子。说实话，我确实不想知晓，但她们确实让我知晓了，我家里家外的情况，两位姐姐的起落浮沉，和母亲及小妹自己的含辛茹苦。

　　总的说，我家里的人一个个在离散，秋风扫落叶一样，落叶被风卷着，扫着，由不得自己不离不散。最先离去的是外公外婆，他们虽有三个女儿，却一直最疼爱我母亲，因为她最为不幸，嫁了个潦坯为夫。他们平时不大来我们家，因看不惯父亲，话不投机半句多。但那天后，他们搬来我家住，忙上忙下，顾左顾右，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那天，父亲去坐牢，回不了家，我被母亲开除“家籍”，家里从此无男性，他们不得不顶上来。

　　小妹说（写道）：“那天外公回家时，双手沾满了母亲打你时溅的血，一只手像在血水里浸过，另一只也有不少血渍，都已干透，结痂。他不用水洗，用平时擦鼻涕的手巾擦拭，蘸着口水擦，反复擦，擦得很绝望的样子，拭得干干净净，然后把擦脏的手巾和母亲血渍斑斑的外套一起丢进陶盆，洒上煤油和石灰，点火烧了，烧成灰烬后又掺上水，把它们倒入猪窠里，一边对猪讲，这人是你们投胎的，今后就让你们陪他吧。”

　　外公就这样抛弃了我，把我当猪处理了，诅咒了，有仪式，有法度，有讲究——从阿山道士那儿学的吗？据说，石灰和煤油都是法物，是咒符、镇器，要的是我不得好活，永远困在水深火热中，不得投胎转世，不得做人载物，只能做孤魂野鬼，一身无术，一生无友，务事败，任人欺，永世不得翻身，不得变法。外公生性和善温厚，这已是他刻薄的极限，穷凶极恶了。

　　外婆自进我家门后，一直没出过门，天天在屋里院内、楼上楼下忙碌，擦桌扫地，洗衣涤被，洗菜烧饭，菜地里种菜、拔草、除虫、摘菜、割葱，猪圈里给猪喂食、清扫猪窠，干不完的活。干完了活，她哪儿都不去，谁都不找，只待在猪圈里，跟猪说话，更多的是骂，骂我，好像我真成了一头猪。如果说外公恨我，外婆就恨死了我；如果外公恨死我，外婆就恨不得要扒我皮，鞭我尸。这就是我外婆，比外公凶，因为凶而孤独，而脆弱，而经受不了生活的打击，不久便病翻了，卧床不起，茶饭不思。预感来日不多，外公带外婆回自己家，去等死。灵得很，只一个多月就等到了，相隔六小时后，外公也撒手西去，像有上苍安排，两人修成正果，结伴归天。

　　小妹说（写道）：“外公外婆对自己的死是有预感的，在他们回自己家前几天，他俩经常待在猪圈里对两头猪骂，说他们死了不准它们通知那畜生（我），说你（我）早死了，他们不要一个死鬼来送葬，晦气！”

　　我自然不知他们死，知道也不会去给他们送葬。外公外婆，你们多虑了，老糊涂了，你们不知道，这个你们一向最疼爱的外甥，此时正斗志昂扬地奔赴在革命的康庄大道上；他是从革自己父亲的命起家的，外公外婆的死又算得了什么？你们的死正好给他铺平道路，可以轻装上阵。革命让他深深懂得一个道理：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身，但有权并可以选择自己出路，既然自己出生在一个黑暗的反动家庭里，他必须一刀切，斩断情缘，大义灭亲，赶尽杀绝，不遗后患。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他却利用这疾病，让它变成杠杆，令人绝望地撬起一条不归路。

　　第二个走的是我大姐。大姐本是年轻漂亮，遗传了小姑的美貌，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是村里有名的“一枝花”。我在村里时，曾多次无意间听到一些轻佻后生对大姐的背影讲下流话，口水滴答流的样子。也仗着漂亮，虽然家庭倒灶，声名狼藉，却照旧有不少追求者——这叫色胆包天吗？面对不少追求者，大姐自有选择权，最后选的是个异乡人，安徽人，出省了，家在路远迢迢的黄山脚下。但其实又是没家的，因为他家不种田地，“种”蜂蜜，是一户祖传几代的专业养蜂人，四乡为家，寻着花走的，跟着蜜蜂飞的，像盲流，如候鸟。那年，嫩黄的油菜花开满山野的时候，这户人家老小三代，拉着三辆双轮板车，有些浩浩荡荡，更是嗡嗡嘤嘤的，出现在我们村庄外头，在田野里搭起帐篷，摆出蜂箱，早出晚归，漫山遍野追寻着花花世界。

　　大姐也是“一枝花”，被一只“大蜜蜂”追上了，“大蜜蜂”比大姐小一岁，但打小跑四方，见多识广，胆子大，嘴巴甜，会哄人，懂追人。不出一月，车队开拔的时候，队伍里多出一个人，就是大姐。

　　难道大姐真是被“大蜜蜂”的甜言蜜语哄走的？当然不，据小妹说，尽管当时家里倒灶了，但追大姐的年轻后生仍旧多，排成队的。自古及今，重金之下必有勇夫子，美人面前必有傻小子，不计得失的，不讲门户的。那么多追求者，她偏偏舍近求远，选一个外省人，挑一个浪迹四方的“大蜜蜂”，小妹说，就是因为她讨厌被熟人嚼舌头，她要在流浪中忘却家庭罪名，洗干净自己。

　　无疑，这是聪明的选择，只是对母亲和二姐和小妹不公。

　　小妹说（写道）：“大姐走，村里谁都不知道，像做贼似的，让人嚼够舌头，也让我们耳朵受够折磨，被各种流言蜚语磨起茧。”

　　大姐走后，家里只剩小妹和母亲。二姐本来就少回家，她是裁缝，十二岁去镇上学艺，小十年下来，已是镇上数一论二的裁缝师，名声在外，不愁生活。小妹说，自父亲坐牢后，二姐一列不接自己村的生活，是躲的意思。惹不起，躲得起。她有这个条件，可以用剪子、针线把自己裁成、剪成、缝成跟这个家名存实亡的关系，长年不回家，偶尔回也是来去匆匆，公事公办的样子。她回来仅一件事，给母亲交钱。母亲每个月都要去探监看父亲，一百多公里路程，转两回车，搭一趟轮船，来回盘缠全靠二姐供。她是家里当时唯一见得着收入的人，也是唯一让人忌惮的人。

　　一次，蒋琴声找我二姐去做一件的确良衬衫，发现左右袖子钉反了，蒋琴声很生气，找上门，指责二姐说：“都说你手艺好，就这水平，不怕人笑掉大牙。”二姐做人的水平顿时体现出来，既不窘也不迫，只是哈哈笑，说：“还不是因为你长相好，想多看你一回。”不少人说，我二姐最像父亲，长得像，人也像，眼睛会笑，嘴甜，哄人的水平比针线活好。不同的是，她打小没人宠，不像父亲被宠上天。家里的地位她最尴尬，上面有姐，下面有弟妹，她怎么说都是多的，尬的，所以打小吃冷眼，坐冷凳，得不到顾惜，所以早早（十二岁）被送出门去自谋生活。因此，她生活能力特别强，能吃苦耐劳，有主见，早早在外面自己找了对象，对家里则没有特别深的感情，包括对我也下得了手。我见过她的泥水匠对象，是个沉默又冷漠的人，有些凶蛮，不过在二姐面前只是个奴才，一切言听计从，唯命是从。这也是父亲的水平，把母亲哄得情愿为他死。

　　小妹说（写道）：“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二姐是家里唯一靠山，虽然她不在家里待着，但对那些想欺负我们的人来讲，她又是无时不刻在的。她把父亲的三角锉刀送给她对象，让他别在腰上，端一张冷酷的脸，在村庄里走一圈，连狗都避着他。就这样，替我和母亲撑起一顶保护伞。”

　　眼看好端端一个家，坐牢的坐牢，决裂的决裂，死的死，逃的逃，凋零成不像样，母亲也不想撑了。大姐走后不久，她很决绝，卖掉家里所有牲畜和值钱的家当，卷起铺盖，带着小妹，去了父亲坐牢的县，在监狱附近镇上搁下来，讨生活。这样至少可以节约去探监的盘缠，一个月一次，以前要花光二姐起早摸黑挣来的血汗钱，现在可以省下来，攒起来，给她将来备嫁妆。母亲的这个选择，是破釜沉舟，拼命了，拼了命也要确保父亲活着出来，重振家业，并指望小妹能招婿上门，给咱家传递香火。

　　“只是我们实在太苦了。”小妹说（写道），“开头半年，我们过着比叫花子还要可怜的生活，住没有窝，吃没有下一顿，天一亮就四处讨生活做，掏粪坑，扫大街，做保姆，拉板车，到工地装货、卸货，去医院卖血、给病人当护工，等等。总之，除了没有要饭，只要能吃到饭，我们什么事都做，什么罪都吃。”

　　直到后来，因为经常去监狱，认得一个管事的狱警，是个厚道人，可怜这母女俩，定时给她们排一些被褥洗，算是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日子才一点点好过起来。所谓好过，不过是不忍饥挨饿而已，体面和尊严是一丝没有的，连镇上的狗都瞧不起她们。狗还有主人和熟悉的狗友，她们什么也没有，人生地不熟，天涯沦落人，如丧家之犬，流浪野猫。这里是海边，是平原，连空气和月亮都和山区不一样，认不得她们，她们也不认得它们——空气是那么黏稠潮湿，跟待在猪圈里似的；月亮是那么圆大绿亮，跟钻在镜子里似的；远方的地平线是那么远，月光阳光都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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