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信(60)_麦家

六〇

　　▼叁

　　红旗依然飘飘，军歌依然嘹亮，风景依然这边独好。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建党五十四周年之际，我红色嘹亮的生命又迎来一个好日子，里程碑的一天。这一天《解放军报》第三版刊登一篇千字短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主席为刘胡兰之题词），记述一位叫张中军的山东籍战士，在一次回乡探亲途中偶遇一老乡家着火；百年老屋，干柴烈火，一下子火浪滔天，他奋不顾身一次次闯入火海，帮助乡亲把困在火海里的一家老小六人救出。正当乡亲们为这家老小脱险庆幸之际，他又一次冲进火海，却没有活着出来，屋顶塌下来，一根横梁正好劈头盖脑击中他头部，名副其实的灭顶之灾！事后乡亲们发现他身体已被烧焦，但装在镜框里的毛主席像却安然无恙。原来他最后一次闯入火海是为了去救毛主席像，生命最后一刻，他牢牢抱着毛主席像，匍匐在地上，用胸脯和生命紧紧护着毛主席像，其情其状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这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革命战士是我连一排三班副班长，一个月前刚由我作为入党介绍人（之一），介绍入党。事发第二天，团领导派我赶赴事故现场处理后事，我于是收集到不少一线素材，回部队后我把收集的情况写成四千多字材料，上报团部，团部领导像打了场胜仗，将材料当供品上报师部，师部又上报，一级级报，最后不知怎么的竟然在《解放军报》刊登出来。刊印的文章不足千字，“老母猪”被一个叫曾念的记者压缩成一只“小猪崽”，但这记者有良心，没有抹杀我，把我名字落在他之后，并赋我一个“特约通信员”头衔。尽管以前我的名字多次上过报，但这次我是以作者名义上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给了我不一样的人生。

　　不久，我被团政治处调到宣传股当文化干事，写材料，搞报道，当通信员，俨然吃的是笔杆子的饭。吃得似乎有模有样，可圈可点，不到一年被军机关相中，调到宣传处当专职新闻干事。军机关是个大院子，小社会，军人、家属、孩子、小商贩、理发的、务工的，加起来上千号人，社会上有的，如商店、澡堂、菜场、幼儿园、储蓄所、理发室、医院，样样有。除了监狱，其他几乎都有，包括媒婆。一天，我去理发，是夫妻店，一对中年夫妇，女的管洗吹，男的管刀剪。女的眼尖，见我进门就问，新来的？我点头称是。她开始像警察一样盘问我，部门，工种，年纪，级别，老家……问到底，角色出来了，有没有对象？一听没有，她来了劲，一定要给我介绍。我心想，你一个理发的能介绍什么人？拒绝了。后来发现，院子里一半姻缘都是她牵头的，她是靠山吃山，做媒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又一次去，她不管我拒绝，摸出一张照片（黑白，绘了彩），李铁梅的圆脸，凤眼，扎一根独辫，目光朝下，似乎含着表哥（地下党）的秘密。我心里也有秘密，想找个革命孤儿，这样门当户对，不会低人一头。她不知我秘密，还跟我炫耀，说其父是我们军医院副院长，拿九级干部工资，吓得我乖乖夹紧尾巴，收起虚荣心，婉言谢绝。总之，过程是复杂的，结果是好事多谋多磨，照片里的人最后走进了我的家庭生活，恋爱，结婚，生子。她的名字无关紧要，年纪比我小半岁，工作是照相馆摄影师。

　　无疑，我是高攀了。

　　这得益于时间，也许晚几年，她会嫌弃我，另攀高枝。一个六亲不认的人怎么可能爱人和被人爱？这是正常逻辑。但我们相识于一九七五年冬天，也是整个非常时代的冬季，拨乱反正的春天尚未来临，我的红色身份尚有余威。我至今记得，她父亲知道我出身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一个不爱毛主席的人，怎么可能爱毛主席喜爱的人？”

　　我的履历足以证明，充分证明，我热爱毛主席，而他们深信自己是毛主席喜爱的人。换句话，我们是一家人，同心同德，志同道合，定能相知相爱，风雨同舟，白头到老。爱情的真善美不是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人老珠黄时仍旧手牵手，心连心，至死不渝。我抓住了时代的尾巴，骑上了一匹白马，命运待我不薄。

　　顺便提一下，内人父亲系我同乡，萧山人，同是浙江杭州地区人。这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的一个援助，将来转业回乡不至于左右为难，甚至劳燕分飞。在军营里，老乡是个实实在在的名词，亲人、亲眷一样的，带着感情色彩，具有一种责任性。

　　就在我和未婚妻确定恋爱关系之际，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一天，即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父亲刑满释放。父亲没有因为表现好而早一天出狱，也没有因为表现差而多一日刑期。尽管母亲在监狱做洗衣工，消息灵通，但出狱那天，母亲和小妹还是在监狱门口足足等够三个小时，才见到父亲拄着一根临时拐杖（笤帚柄），扛着一只印有监狱字号的破麻袋，蹒跚着摇摆出来，像极一个吃败仗的伤兵。母亲一见这样子就哭了，父亲却笑，一边像八年前一样呵斥她：

　　“大好日子你哭什么！没事，我这是急性关节炎，早晨才发作的，可能下午就好了。”

　　父亲在监狱里干上老本行，做漆工，工房在地下室，长年潮湿，冬天阴冷，几千个日子下来，湿气像木屑被肺叶吸入一样，从脚底渗入皮肉，在膝关节汇合，时不时因天气阴晴和身体劳累发作。岁月总会在你身上刻下记号，这是八年牢狱留给他的永久性记号，随着年岁见老，它将变得越来越嚣张，像掉发和白发一样。现在父亲不到六十，尚不见老，血气足，他有信心对付，拐杖都是临时凑的，因为很可能下午它就被风熄灭了。倒是母亲的手，让他奇怪，这手跟八年前完全不一样，又粗又大，四处皲裂，握在手里，糙得像一块老树皮，被锉刀锉过一样。

　　父亲想问，你这手怎么啦？但马上知道这是为什么，每天洗上百套被褥，一双铁手也会被磨破，长出老树皮一样的老茧。父亲少见地抚摸着母亲的糙手，骂道：“他娘的，真是苦了你了老婆。”一下把母亲的苦水盆掀翻。母亲的泪唰唰流，一边哭诉：“这叫什么苦，这是我福气，靠它总算把你熬出来了。可恨的是我把家熬败了，几年没回去，家都不成家了，小妹人也馊了，这才叫苦呐。”确实，那年小妹已二十三岁，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要家没家，要亲没亲，要体面没体面，连一个对象都没谈过。在乡下，这基本上是明日黄花，蔫掉了，要当肥料葬了。

　　老天有预谋地下起瓢泼大雨，像是要浇灭母亲的泪水和父亲的怒火——母亲以为，父亲知道她把孩子馊成这样，一定气得要死，要火冒三丈骂她。其实，父亲已不大有母亲惧怕的怒火和躁性子，父亲在监狱里见了世面，受了教育，眼开放了，心宽大了，盛得下母亲倒出的所有苦水。他听了母亲诉的苦，一点不生气，反而安慰母亲：“没事的，我听人讲过，否极泰来，意思是苦头吃完了，就有甜头尝了。”说罢，勇气十足地丢掉笤帚柄，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拉着小妹，冲进雨林里，像要洗干净一家人的苦水，开始迎接甜的生活。

　　小妹说（写道）：“那时候我觉得，有父亲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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