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城(70)_梁晓声

七〇

　　她被弟弟挖苦了一句之后，瞪了弟弟一眼，冷冷地说：“你今后再敢挖苦我，你那个瓷洋娃娃来了，我就把她轰出去！”弟弟倏地站起，要离去，被母亲一把扯住，不得已悻悻坐下。

　　父亲责备地注视着她。

　　母亲不满地说：“玉慧，从你返城以后，全家人在哪点上对你关心得不够？”妹妹嚷：“得了得了，这又不是谈判桌，蜡都淌到蛋糕上了，姐你还不快吹！……”她不再说什么，接连吸气猛吹。

　　当最后一支蜡烛被姚玉慧吹灭时，姚守义在家中穿完了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

　　家，对孩子们是一座城堡：他们在外受到威胁时就赶快往家里逃。对中年人是一个王国：最最普通的男人或女人在家里可能是颐指气使，说一不二的君主。

　　对老头老太太们是事业，是江山社稷：儿孙满堂使他们感到劳苦功高。

　　2

　　对返城知识青年们，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十年前他们哭着闹着喊着叫着毅然决然地不顾一切地离家而去，又究竟为什么十年后他们二十八九甚至三十多岁了，真正到了不应该再恋家的年龄了，反而哭着闹着喊着叫着毅然决然地不顾一切地返回城市扑进家门呢？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呢？他们毅然决然地返回城市，急急切切地扑进家门，乃是因为他们省悟到从“红卫兵时代”到“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原来不过是石头。“席佛西斯的石头”。

　　他们被一位巨人滚上山顶，然后从山顶滚下来，然后再被那位巨人滚上山顶，再滚下来……这是席佛西斯的事业。席佛西斯是不知疲倦的，因为那巨人是神。可他们的血肉之躯已再经不起几番滚动，滚动中他们遍体鳞伤。他们最初认为这种不问断的滚动即是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使命，可后来他们的头脑终于在滚动中产生了怀疑。这是本能的清醒。他们终于向席佛西斯也向他们自己呻吟着发问：这种滚动的目的何在？席佛西斯不回答。

　　那位巨人是神，也是一页历史，也是一个时代。

　　而一代人再也不甘心充满热情地作神的石头。

　　他们十年前离开家门是为了去寻找他们要寻找的东西，结果他们什么也没寻找到。他们十年后扑进家门是因为寻找累了，心灰意冷。他们扑进家门是预备第二次迈出家门，是预备开始他们人生的第二次寻找。东西南北中，这一次他们预备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认定一个去向。即使旧巢毁坏了，燕子也要在那个地方盘旋几圈才飞向别处。这是生物本能。即使家庭分化改组了，作儿子作女儿的也要回到家里看看再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打算。这是人性。

　　家对返城知识青年们已不再是城堡，因为他们不再是孩子。

　　家也并非他们的王国，因为他们的家庭地位依然是孩子。

　　他们原本希望对家庭对父母一尽儿女的义务和责任，现实却使他们成了家庭成了父母的负担和烦愁，过去是如今依然是。城市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写下了两个看不见的“红字”——待业。

　　如果说当年的知青教导员对待业感到的不过是茫然和惆怅的话，那么姚守义们对待业感到的则是内心的痛苦和强烈的愤怒了。

　　幸亏这会儿他跟前放着一大盆山楂。幸亏一个姑娘，不，一个少妇，不，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他面对面坐着，和他一块儿穿糖葫芦。

　　否则，他可能又会去找严晓东，两人一块儿凑点钱，到某个街头巷尾的肮脏小饭馆借酒浇愁。

　　年轻的母亲有一张女孩般的娃娃脸。孩子的脸却是长得像个小老头，描几道皱纹画上几撇胡子就更像了。

　　山楂么，是一等的山楂，又红又大，瞧着就使人嘴里酸溜溜的。

　　女人本身就是耐心，就是力量，就是男人们将许多事情做好的最可靠的保证，是稳定男人情绪的万应灵丹，尤其一个女人不难看是这样；难看的女人另当别论。

　　姚守义放下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立刻拿起第一百零四根竹签子，并且向年轻的母亲提出倡议：“咱俩把剩下这点山楂都穿完了怎么样？”剩下那“点”山楂起码还够他和她每人再穿一百零三串的。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笑，乐意地说：“行啊，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事儿可干。”

　　姚守义忽然觉得这个晚上是他返城后心情最佳的一个晚上。

　　女人居然还能启发一个男人的想象力。

　　姚守义的头脑本不富于想象，但是将一等的、又红又大的山楂想象成玛瑙、珠宝、玉石球什么的，这种浪漫思维他的头脑还是够用的。在奇妙而有限的想象中，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艺匠。穿糖葫芦颇有艺术工作的情趣。他手中那把“文化大革命”中用来刻主席头像的刻刀，也就仿佛成了雕刻家手里的艺术工具，遗憾的是在每个山楂上只能来一刀，使他获得的艺术满足太有限。

　　好在这一刀挺讲究分寸，切口过深过长不行，那样一个完美的整体就变为两个红彤彤的“半球”了，就不好穿了，勉强穿上也不好看了。切口要不深不浅，不长不短。一刀下去，又红又大的一个一等山楂，咧开一张笑口，像没长牙齿的婴儿的笑口。然后呢，用刀尖小心地剔出山楂核，再轻轻将那可爱的笑口合上。六个山楂穿一串，一支体体面面的糖葫芦就完成了一半工序。每穿完一支，他都要自我欣赏几秒钟，才满意地放下。

　　这个工作是他从今天起才获得的临时工作，是为一家冰棍厂加工。那家冰棍厂夏天做冰棍，冬天做糖葫芦。这事儿原是同院一个无职无业的孤身老头赖以糊口的营生。街道为了照顾那老头，开了介绍信出面替老头与冰棍厂订下长期合同。

　　几天前老头死了。街道主任来到姚守义家，对他母亲说：“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呢，让守义干吧，我看他挺适合干这活。”母亲自是千恩万谢的。

　　他也不得不赔着笑脸说些“承蒙照顾”的话。至于街道主任根据什么认为他“挺适合干这活”，他却百思不得其解。街道主任还诡秘地叮嘱他和母亲：“你们千万别对外院的人讲啊，外院的人家知道了，该说我这个街道主任偏向你们守义了！”这话他信。这条街道上就有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有活可干的还是第一个。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二十三个近城待业知青哪一个也不会拒绝这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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