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城(71)_梁晓声

七一

　　他们在兵团的最初几年，每月也不过才挣三十二块钱。只要是个能挣钱而又合法的机会，哪一个返城待业知青都会一把抓牢不放松的。过后他问母亲街道主任为什么对他姚守义这般恩典？母亲说：“你爸不是从木材加工厂为人家买了一方木柴嘛！”当他面对两大盆山楂和一大捆竹签子在小板凳上坐下时，他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够酸的。转而想，自己毕竟从此和一个单位——一家冰棍厂建立了某种关系，返城后那颗无着无落的心，便安定了许多许多。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让父亲再给街道主任从木材加工厂买一方“内部价格”的木柴，然后求她将那份“长期合同”上的死去了的老头的名字，改成他姚守义的名字。

　　从穿糖葫芦中体味到“艺术工作”的情趣，那是在她开始和他一块儿“共事”之后才渐渐达到的一种境界。

　　她领着孩子来时，他刚穿了五六支。

　　“大娘不在家？”声音很低，有些喑哑。

　　他抬起头，见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犹豫着进不进屋。黑色短呢上衣，红围巾，灰的卡单裤罩在棉裤外，翻毛皮鞋。他竟丝毫也没看出她是一个返城女知青。要是她不领着一个孩子，他会误以为她是刚念到初一下学期的弟弟的班主任老师来家访。

　　“收电费去了。”他说罢就又低下头去穿糖葫芦。待业知青的社会地位，使他在任何年轻女性面前都不由得产生羞惭心理。

　　“那……我等大娘一会儿行么？”

　　“行。”他觉得她问得好笑。心想：你又不是来到了什么大干部家里，我也不是首长秘书，何必如此！她解开围巾，在另一只小板凳上坐下，瞧着他穿糖葫芦，那孩子则老老实实地偎靠着她。

　　他的双手变得笨拙了。

　　“你工作有着落了？”

　　“就算有了吧。”

　　“干什么？”

　　“就干这个。”

　　“自己卖？”

　　“我倒想自己卖，没许可证……”他忽然记起了街道主任的叮嘱，警惕地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你问这些干吗？”·“待业知青见了待业知青，不问这些问什么呢？”她长叹一口气。

　　“你也是待业知青？”他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了。

　　她微微点了一下头。

　　“你不说，瞧不出来。”

　　“怕的就是走在马路上让别人瞧出来啊！”她又长叹一口气。

　　“返城知青就那么卑贱？”他盯着她问，放下了刚拿起的一根竹签子。

　　她苦笑着说：“我倒没这么想过。其实我是不愿意再穿那身兵团服，统统叫我烧了。一看见兵团服，不论穿在谁身上，就想到了孩子他爸……”

　　“孩子他爸……不在了？”

　　“在。在上海。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到北大荒那一年才十六，是老大。身下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两岁。我妈也真够可以的，隔两年就给我爸生一个。四十五岁前就生下了我们六个。要不是我爸死得早，我妈兴许还能给我生下几个弟弟妹妹呢！我有时候常想，计划生育早实行十几年就好了，那我不就也是一个被父母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啦？还不早留城参加工作了？还会有返城待业这一天？……”3姚守义觉得她抱怨计划生育实行得晚与返城知青的命运之间没多少必然的联系，打断她的话，很认真地反驳道：“那可不一定。

　　就算你是独生女，当年兴许也会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哭着闹着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知青中这样的还少哇？““可我要是个独生女，同样待业，那滋味也大不相同啊！我们姐弟六个，当年上山下乡了一半。如今都返城了，都待业。都老大不小的。我妈的头发，从我返城那一天起，眼见着一天一天全白了。不说我妈了，还说我自己吧！到了北大荒两年后，我就结婚了。不结婚也不行了，有了这孩子了。怀着五个月的孩子，允许我们结婚的前几天，我还接受了一场批判教育。

　　我想结婚就结婚吧，扎根就扎根吧，我当初并没指望有返城这一天啊！我是一心一意想在北大荒建立个小家庭。咱们知青一年四季的活多累呀！我还养鸡养鸭养鹅，每年都腌几坛子鸡蛋鸭蛋和鹅蛋，每次探家我往我家带，他往他家带。没见过比我们孩子他爸更好吃懒做的上海知青啦！有滋有味的，我都让给他吃。锄地，割大豆，他躺在家里装病，我一个人锄两垅，割两垅。他每年都要回上海探一次家，一回去就是三四个月。

　　我俩的工资差不多是他一个人花。有时他人在上海，我还要月月往上海给他寄生活费。他家里的日子过得也挺艰难的。我想啊，我们是夫妻，不是外人。夫妻之间什么都不能计较。计较谁花钱多，谁为家庭操劳少，那还叫夫妻吗？他没怎么疼爱过孩子，孩子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抚养大的。

　　十年内我没探过几次家。我宁可自己少探家，也要节省下钱给他作往返上海的路费。他倒也算下了十年乡，十年中能有四年是在上海。他总说自己有病，总说自己身体这不好，那不好，不能累着，也不能缺乏营养，还不能心烦生气。他怎么说，我怎么信。我想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我不心疼他谁心疼他？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呢？那些年我哪儿是个妻子啊，我像是两个孩子的妈。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他一天天胖了，三口之家就苦了我一个。知青们瞧不起我，认为我没出息，甘愿当女仆

　　。老职工和家属们却夸我，都说：‘谁能找这么个老婆算是一辈子的大福气啦！’我比听了贬斥我的话心里还难受。没当别人老婆的时候，我想，我将来要找的丈夫，他必须得爱我，疼我，处处关心我体贴我，宝贝着我，将我当妻子又将我当女儿才行！当女儿时没得到的当妻子后我要得到。梦！大返城了，他要回上海。明摆着，我和孩子到上海落不上户口。我苦苦哀求他跟我一块儿回咱们这座城市，他不同意。

　　他说他是上海人，一定得回上海。一辈子落脚在北方城市他生活不习惯。我求别人帮我劝他。劝来劝去，他还是‘回上海’三个字，我生气了，说：‘以后长年两地分居，谁会像我这么体贴你？那种生活你受得了么？’直到那时我还以为他离开了我就不行呢！还习惯地将他当成个孩子。他却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这么样，火车到了咱们这座城市，我抱着孩子下了车，他留在车上，从车窗口跟我和孩子告别。火车开走了，我抱着孩子追火车，从站台这头追到站台那头，泪流满面自己不知道，心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姚守义没想到她竟会向自己倾述这么多，倾述得这么坦率，无遮无掩。

　　她瞧着一盆山楂发呆，似乎说得累了。她脸上倒也没有什么悲伤，倒也没有什么抱怨，连点委屈的表情也没有，仿佛她心里直至此时依然空荡荡的。

　　那孩子不知何时悄悄摸了一颗山楂拿在手里，极想吃而不敢吃，见姚守义看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瞪着姚守义，拿着山楂的小手怯怯地伸向盆，将一颗在手中攥了多时的山楂又放在了盆内。

　　姚守义发现孩子的眼睛很像母亲的眼睛，单眼皮，长眼角，眼神儿忽而呆愣，忽而游移。

　　“吃吧。”他抓起了一把山楂揣进孩子衣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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