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城(2)_梁晓声

二

　　接站的人群顿时亢奋起来，反而愈加骚乱。所有的人都企图挤到最前面去，第一个从出站口将他们要迎接的人拽出。那道钢网铁门，在他们看来，仿佛是现实与梦幻的可透视的屏障。他们恨不得推倒它，冲垮它，毁灭它！人群外围，两个年轻妇女，刚刚把一张大白纸好歹总算贴上出站口对面一家小吃店的泥墙，纸上写着：“王文君，我们实在太冷了，只好回家去。大姐和二姐。”听到广播后，她们毫不犹豫地将它一把扯下，扭身就朝出站口跑，像两只黄鼬似的钻人人群中。

　　透过铁门钢网，接站的人们看到一队铁路治安警察跑步出现，分列两排，从站台到出站口形成了一道警戒线。

　　113次列车，终于载着A市千家万户的希望，疲惫地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宛如一条巨大的钢铁爬虫，无精打采地驶入了站台。车头吐出的阵阵蒸雾弥漫了站台，制造了片刻寂然的梦境。但列车带来的一股疾风转眼又将梦境刮散。每一扇车窗都打开了，每一个窗口都探出三四颗戴着皮或棉的帽子的脑袋，伸长着脖颈，热切而惊诧地张望着空荡荡墓地一般宁静的站台。从他们面前闪过的，没有他们的亲人，只有站台清冽的灯辉下，铁路工作人员一张张严峻的面孔，一道蓝色“散兵线”。还有从站台到出站口那两道紧密的白色警戒线。

　　2

　　愤怒！

　　摆脱了纪律和理智束缚的愤怒爆发了！

　　“你们他妈的为什么不放人接站？！”

　　“我们是土匪强盗吗？！”

　　“存心跟我们知青哥儿们过不去是不是？”

　　“老子这么多东西怎么带出站呀？”

　　“不下车了！不放人接站，咱们都他妈的不下车啦！”

　　“呸！你姥姥的！……”一口唾沫，吐在一位铁路工作人员脸上。他缓缓地抬手擦去，宽容地苦笑了一下，对身旁的另一位铁路工作人员说：“我女儿也在这趟车上。”

　　对方低声说：“你留神点，发现了，我帮你先接到咱们休息室去。”

　　他回答：“别了，有她妈妈和她哥哥在站外接她……”

　　“今晚可能要出事。”

　　“但愿别出事。”

　　几乎每一节车厢都传出怒骂声。“知青专列”是没有卧铺的。

　　他们像塞在罐头里的鱼，一个紧贴一个地塞满每节车厢。大多数人没有座位，互相挤靠着，许多人实际上仅有立足之地。他们重新体验了一次当年“大串联”的旅途滋味。从列车开动起，乘务员们就都像隐身人似的“消失”了，聪明地将自己倒锁在休息室里，不再露面。不能指责他们，列车上没有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余地。烧水炉早就熄灭了，“凉开水”早被喝光了，餐车里也挤满了人，根本无法开饭。列车上的广播员却很忠于职守，准时播音。上午是“二人转”，中午是“二人转”，下午还是“二人转”。

　　“咿呼嗨，呀呼嗨”开始前，她总是像报幕员一样，热情饱满地说上一句：“下面请欣赏……”使人猜想她只有那么一张宝贝唱片可放，而她那句热情饱满的话也是录在唱片上的。“二人转”唱的是知识青年战天斗地的词，对这车听众来说，无异于是一种讽刺。广播员主观认定，车厢里的每一个返城知识青年，既然在东北各农村生活了整整十一年，必定对这种东北农村曲艺感情深厚，百听不厌。却不知道，有几节车厢的喇叭线，早被扯断了。而许多返城知识青年，为了不辜负广播员兜售艺术的热情和美意，当唱针开始划出第一声“呼嗨”之前，就以更饱满的热情众口喊出“呼嗨”了。

　　在这中世纪贩奴船般的旅途中，他们的食欲、困意，每一根最微小神经的最末梢，全都麻痹了。许多人的文艺细胞和创造性思维，却变得空前活跃，才华横溢。

　　这是一种本能，如同被扔进舱底的鱼儿的蹦跳。

　　“老三听，不但战士要听，干部也要听，哪一级，都要听，听了就要唱，要在‘呼嗨’上狠下功夫……”他们在“呼嗨”上下的功夫是那么狠！把“文革”中“副统帅”的语录歌加以篡改，使他们获得极大快感，乐此不疲。每节车厢里失掉了职务的知青“干部”们，耳听“呼嗨”之声唱成一片，则只有默然而已。彼一时，此一时，在这次列车上，没有什么“干部”，也没有什么“战士”了，都是返城知识青年。

　　等待他们的，都将是相同的命运——待业，在城市重新寻找到一个继续生活下去、奋斗下去的点。大返城造成了他们之间地位上的平等，起码在本次列车上，在误点十三小时的旅途中是如此。平等的意识，对大多数人来说，永远是能够获得某种安慰的意识。他们又疲惫又亢奋的头脑，还来不及预见到，城市将在他们之中，划分出多么细致又多么难以超越的“等级”。划分得很细，很细。

　　这种互相体验到的平等意识，使熟人或生人之间，极自然地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谁都明白，一回到城市，城市便会将他们隔离开来。他们不再是社会无法忽视的一个庞大集团，而成了单独的、孤立的“个体”。无论他们情愿或不情愿，无论十一年来朝夕相处的或在列车上刚刚互报姓名的，他们将再也没有时间和机会人数众多地重聚一起，他们将必须以全副的精力在城市寻找和占据一道起跑线，开始新的冲刺。他们对城市所怀抱的一切希望，都只能从一道新的起跑线上去实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命。

　　如果说他们，这逝去了青春的，心理和精神上都感到疲惫不堪的一代，这几十万，近百万，数千万知青大军，由于“上山下乡”的使命宣告结束，而产生一种解脱感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他们由于将要离别，将要被城市所分化，心灵中产生了溃疡般的忧郁、迷茫、惆怅、失落状态和彼此依恋的情愫。

　　当列车进站后，除了那些将头探出车窗的人，更多的人则在互相告别。那是很动人的场面：久握不放的双手，依依不舍的拥抱，真挚的眼泪，泣不成声的话语……女知青的感情充分体现这一代人珍重友谊的性格色彩，她们两个、几个、甚至十几个抱作一团，不能抑制地放声大哭。哭声在这种时刻是有传染性的。对于不同城市的知识青年们来说，是离别，也可能意味着以后永难相见。谁知生活会不会恩赐给他们重逢的机会呢？而他们目前又是多么需要在一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一起，需要不被分开。

　　他们不要被分开！他们心里都有些怕……哭声一片，从车厢内传到站台上。

　　挤不到一块去的男知青，就放开嗓门大喊：“赵东利，我下车了啊！”

　　“你下车吧，我可没法帮你忙了呀！”

　　“不用。我的东西都从窗口扔出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没什么说的了，你快下车吧！”

　　“那我就下车了啊！”

　　“下吧！”

　　“到了上海立刻给我写信啊！”

　　“一定！”

　　“我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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