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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晚上,我俩入了洞房后,翔对我说:“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多包涵啊。”

  我说:“没有啊,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婚礼会是这样的,挺好的。”

  翔说他也没想到会搞得这么有特点。他交代朋友们稍微布置出点儿“洋味儿”来,结果朋友们就都认真起来。专业的戏剧舞台设计师,一认真,效果可不就像拍戏了。

  “我妈当年是中学文艺委员,能歌善舞,插队不久就爱上了我爸。我爸曾是复旦戏剧社的留校生,演过巴金《家》里的大表哥,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被发配到贵州去劳改。我妈由于爱上了我爸,连当宣传队员的资格也丧失了。她和我爸,当年没条件举办婚礼,这是她内心的痛点。咱俩的婚礼,未尝不是圆她的一个青春梦。只要她高兴,咱俩就应该高兴,对不对?”翔的话很中肯。

  我说:“对。”

  他还想说什么,我用吻封严了他的嘴。

  而他,将我横抱起来,轻轻放在床上。他动作很绅士,像按剧情要求在做。

  我指指门。

  门关上后,他不再斯文,我也毫无羞意。虽然那早已不是我们的第一次,但或许因为真正成了新郎和新娘,互动才更加刺激而狂野。山洪海啸过去之后,我又一次想到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想到我居然成了一位上海母亲的儿媳,想到我于是也得叫另外三个女人大姨二姨小姨,顿觉世间到处是缘,不禁感慨人生之不可预设。

  婆婆叫孙丽华。

  她的父母希望二胎是男孩儿,结果又是女孩儿,翔的大姨就被取名叫“丽婷”——取谐声“立停”之意。希望一执着,翔就有了二姨,取名“丽婕”。“立截”并没“截”住,执着变成了执拗,于是翔又有了小姨“丽娟”。执拗随之变成了执行,小姨才几个月就被“捐”给了翔的大舅家。好在大舅夫妇视同己出,小姨的成长非但不缺爱,反而特别受宠。并且,因为年龄小,后来躲过了“上山下乡”,属于“漏网之鱼”。小姨之被“捐”,非但没使姐妹之间关系疏远,反而成了日后双方都津津乐道的笑谈,常谈常新;也使两家亲戚之亲“更上层楼”,与我之被弃大相径庭。翔的母亲有三个舅,似乎是将翔的指标给“透支”了,翔一个舅也没有。

  我想,若以中国民间的理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未尝不可以翻译成“人是自身缘的体现者”。“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不由人不信。

  翔问我在想什么?

  我回了一句特深沉的话:“思考人生。”

  他欠身看着我说:“具体道来。”

  我就将我之被弃与他小姨之被“捐”的不同讲给他听。

  他说:“人从一出生就是被动的。自从人有姓名以来,任何人的性别、体力、智能、相貌、姓名,都是被‘给予’的,谁都没半点选择的自主权。”

  我问:“那你相信宿命喽?”

  他说:“为什么要否认宿命?宿命无非就是天定的好运气或坏运气或不好不坏的运气。但人又是自为能力很强的动物……”

  我打断他的话,不无忧郁地说:“明白你的意思,但运气很差的人,如果还缺乏自立能力,那就天生该一辈子受苦受难吗?”

  他说:“所以世界怎样很重要。目前而言,在我这儿,国家即‘天’,说是‘上帝’也不夸张,对于‘天命’很差的人尤其如此。好的国家,当有能力帮助‘天命’很差的人改变命运,为他们的人生兜底。你当年的被弃,说到底是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的。想想看,如果我大舅家不是老上海人家,家底殷实,而是农村人家,那我小姨的命运当会怎样?我妈她们四姐妹的关系又会如何?……”

  我哑然失笑。

  翔问:“我的话可笑?”

  我说:“那倒不是。你估计一下,全世界今天结婚的新郎和新娘,有几对会像咱俩似的,刚做完爱就讨论这样的话题?”

  他想了想,郑重地说:“估计也就咱俩这一对。中国特色产生中国式的新娘和新郎嘛!”

  我们收了一万多元彩礼。

  翔坚决禁止他的朋友们出“份子”,但三个姨的红包是必须接的,“世伯”们的心意也只有笑纳——却之不恭。娟汇给我五千元钱,令我吃惊。

  我和她通话时责备她“疯了”。

  她说:“财大气粗嘛!咱们的两处店效益都不错,让你也高兴高兴。”

  翔不许我动用那五千元,亲自存上了,说:“李娟家那么多穷亲戚,用钱的地方也多,适当时要变相还给她。”

  那也正是我的想法。

  我终于有了名副其实的家了,而且在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上海。我前所未有地幸福。

  我们的家在一条老弄堂里,是一幢洋式旧楼的亭子间,二十四平米。翔说,就亭子间而言,面积不小了。虽是亭子间,却阳光充足。婆婆没对我们的家究竟该怎样多作指示,翔的布置大体合我的意。不方便之处是与楼下邻居共用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洗澡的地方。好在弄堂口有便民浴室,每次五角钱。

  婆婆一人住在有电梯的小三居公寓房里,公公生前分到的。

  婆婆有次不无歉意地对我说:“婉之,等我死了以后,那房子就归你俩。但现在呢,先让我享受享受。委屈你俩了,千万别计较好不好?”

  我恭敬地回答:“妈,怎么会呢!我很喜欢我俩的家,但愿您健康长寿,成为百岁老人!您长寿是我和翔的福气。”

  我的“校长妈妈”去世以后,我已经多年无“妈”可叫了,叫“妈”也使我幸福。在婆婆面前,我无师自通地变得嘴甜和会来事了。而在我的“和”中,婆婆与丈夫和娟占的位置是同等重要的。她曾是贵州插队知青,和我是贵州人这一点,确实为我俩的和睦相处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的蜜月才享受了几天,李娟与我的一次通话就如急急令,迫使我立即启程赶回了深圳。

  遇事不慌的娟方寸大乱——一天早上她推开药店的门,但见窗下一溜儿蹲着三男二女五个半大孩子,口口声声要见“小姨方婉之”。一问,皆神仙顶的,听说“小姨”在深圳发达了,是“成功人物”了,都来投奔“小姨”,要在深圳找工作,成为深圳人。听他们口气,有的似乎与家里打了招呼,有的分明是偷跑出来的。其中一个男孩虽不是神仙顶的,却也是乡一中的,仍属我的“小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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