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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一


  ▼第十八章

  我觉得某些城市是有性别的,正如某些小说是有性别的。非指作者是男是女,而是指小说内容。小说内容仿佛使小说具有了某种气质,而气质又似乎使小说本身有了性别。《红楼梦》《茶花女》都是很女性的书,《汤姆叔叔的小木屋》也是。《呼啸山庄》很男性,《三国》《水浒传》更不消说。《简·爱》《战争与和平》给我以“中性”的感觉;《聊斋志异》具有典型的男性气质,《静静的顿河》绝对也是男性的;而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是母性的,《大卫·科波菲尔》是父性的,《老人与海》同样父性气质浓浓。

  在我看来,深圳起初像是英俊少年,它正一岁岁成长为帅气的小伙儿。在深圳,每每能从电视里看到回放的港台老片。有一个时期我和翔特别喜欢看狄龙的电影,我觉得深圳具有狄龙在武侠片中那种迷人的阳刚之气。

  在我看来,上海像是风姿绰约的沉静女郎——经历了妖冶时期、摩登时期、社交花式的迷乱时期,终于洗尽铅华,进入了气质优雅的沉静时期,于是似乎修成了中西气质兼具的女性“正果”。

  在我看来,广州是一座宛如“奶娘”的城市。尽管它的历史曾是那么的惊天地泣鬼神,却似乎也正是由于经历了的缘故,后来显得异常包容。游子最适合在广州停留。它虽不是游子们的理想城,但任何人的乡愁都会在它的“怀抱”中得到抚慰。我和娟去广州玩过多次,娟也挺喜欢广州的。

  然而上海的“洋味儿”,既是广州没有的,更是深圳没有的。翔说:“那是渗入到一座城市肌理里的遗风。”翔对上海的心态常是自相矛盾的——作为老上海人家的子弟,上海对于他如同“祖宗”,谁若当他面说上海和上海人一句不好的话,他往往会跟人家翻脸。但他自己,却又每对上海和上海人大发批评议论,特别是对于上海的“洋味儿”,用词更是尖刻。一方面他骨子里是惜护的;另一方面,一想到中国著名的大城市之一曾与“十里洋场”相提并论,又使他有“恨史”之痛。

  然而我和他的婚礼却又不乏“洋味儿”。

  起初他对他妈说:“我俩的婚礼,我负责办,您就别操心了行不?”

  他妈说:“那不行。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的婚礼必须由妈来办。妈想过替独生子操办婚礼的瘾,你没理由剥夺你妈这种特权!”

  当时我在旁边。

  他妈说:“咱俩别争,你当儿子的自己操办还是我当妈的替你操办,由婉之来决定吧。”

  我毫不犹豫,立场坚定地说:“由妈办。”

  还没举行婚礼,我已开始叫她“妈”了,这使她特别高兴,夸我“懂事体”。

  过后翔却埋怨我:“是你把我否定了,不满意你可别怪我啊。”

  我说:“你告诉妈,我只有一条要求——简、快、省。”

  翔没有多少存款,他妈是手表厂的退休工人,退休金不高,而我那点儿钱全押在深圳的两处店里,抽不出来,无法投入到婚礼费用中——我当然要反对铺张啰。

  实际上婚礼还是由翔和妈共同拟定的方案——在文史馆的小礼堂举行。翔爸曾是上海的老报人,也曾是市文史馆的资深馆员,文史馆很乐于配合。人也不多,六十几人,摆了八桌。翔的父亲也是独生子,他在上海没有父辈方面的亲人,参加的只是几位他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叫“世伯”的老人。他母亲方面参加的亲戚也有限,无非就是他的三个姨和姨父,再加上三家的儿女。最多的是朋友。翔虽是摄影家,却与上海文艺界有着广泛的交往,作家、诗人,唱歌的、唱戏的、变魔术的,总之来了不少文艺家,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人物。

  翔他妈对婚礼的“洋味儿”坚持不让步。

  我听到她以“正告”的口吻对儿子说:“在上海举行的婚礼,没点儿上海味儿那对吗?上海什么味儿?不就是从前那点儿洋味儿比较特殊吗?在洋味儿上,必须给人家姑娘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你如果都做不到,以后别见你妈和你三个姨了!”

  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翔从“上戏”租了一批道具,请“上戏”的舞台美术教师将婚礼现场布置出了西洋风格;也从画家朋友那儿借了多幅油画,悬挂四处。

  头天晚上翔请我和他妈去“审察”场地,果然“洋味儿”十足。

  我惊讶地说:“这是要办婚礼呢,还是要拍戏呀?”

  他妈笑了,连声说好,并问我:“婉之,侬开心啦是吧?”

  我只得又笑着说:“开心,开心。”

  翔自恃劳苦功高:“明天服务员都会穿上俄罗斯民间服装,歌舞剧《胡桃夹子》那种,人人不重样。”

  我顿时出了一身汗,急问:“那得花多少钱呀?”

  翔说:“不费钱,仅租半天,友情价,人情后补。不是为了少花钱,办成事儿,还要办出特点嘛!”

  一听也没花多少钱,他妈更高兴了,大大地表扬了他一番。

  婚礼开始前,翔又给了我和老人一个惊喜——翔请来了著名作家叶辛,于是一片欢呼,人人争相与之合影。

  翔他妈激动得快哭了——她和一姐一妹都是插队知青,叶辛以反映上海知青命运的小说闻名全国,是上海知青心目中的“男神”。他本是与“世伯”们坐一桌的,在翔妈的强烈要求下,翔换了名牌,将叶辛调到妈和三个姨那桌去了。叶辛老师刚一落座,四个与他同龄的妇女同志立刻对他进行轮番“采访”,这个问他又在写什么?那个问他什么时候再去贵州?那时刻,我觉得四位妇女同志超幸福。

  我也油然而生幸福之感——因为叶辛老师将做我和翔的证婚人。他那人看去挺好说话。就是再好说话,终究不是职业证婚人,我估计他这辈子也就做过八次十次证婚人而已;其中一次是为我这个平凡又普通的人证婚,我岂能不喜出望外?我的幸福感还因为,叶辛当年是在贵州插队,这使我对于证婚人倍觉亲近。倘无这一层关系,再大的人物为我和翔证婚,我也只会觉得荣幸罢了,绝无什么亲近感可言。我忽觉翔将叶辛请来这一招很“狡猾”——因为他妈和他二姨也都在贵州插过队,她俩肯定也认为翔是为她俩才将叶辛请来的。

  婚礼一结束,紧接着就是文艺演出了。都是专业演员,可以代表上海的较高水平。翔拉着我走到家长那桌,对叶辛说他如果有事可以先走。

  叶辛说:“没事没事,节目很好,我要看完。”——又对我说:“你使我想起了当年贵州老乡家的小阿妹。”

  他的话使我心里暖乎乎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笑。

  他也看着我笑。他笑起来像位慈祥的老婆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妈就举杯替我敬叶辛老师酒。

  二姨说:“咱们是插兄插妹的关系,你俩当年还在同一个乡,干脆再亲点儿,喝次交杯酒嘛!”

  叶辛笑道:“好啊,怎么高兴怎么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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