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103)_梁晓声

一〇三

　　我回到深圳，见到了他们，的确都是孩子，一逼问才知道，只有乡一中那男孩快满十八岁了，另外四个孩子十六七岁不等。

　　我生气了，训他们：“你们还没成年，我绝对不替你们找工作，休想！”他们都眼泪汪汪的。

　　娟将我扯开去，小声说：“你那话太容易使他们误解，像是你有能力替他们找工作却偏不帮他们似的。”

　　我说：“我哪儿有一次替五个人找到工作的能力？气糊涂了。”我看着他们也没招儿，只得将张家贵请来，请他帮我出主意。

　　张大哥连连叹气说：“唉，唉，你婉之怎么就是‘成功人物’了呢！咱们神仙顶那些人的嘴呀，真不知怎么传的，把孩子们都给忽悠了！”

　　他认为绝对不可久留，万一哪个孩子出了点儿差错，多大责任啊！也绝对不可以替他们找工作，雇用未成年人是违法的。包括那个快满十八岁的，全都得送回去。那男孩高三还没毕业，快拿到高中文凭却没拿到，以后肯定有后悔的时候。他说也不能立刻替他们买票将他们打发走，那样他们会不高兴。他们一不高兴，谁知道会怎么说我和他两位“成功人物”呢？他们在大人眼中是孩子，大人相信孩子不至于说瞎话。那结果可不就是——不论他们将我俩说得多么不好，反正我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张大哥认为妥善的办法只有一个——让孩子们在深圳住几天，陪他们到处玩玩，逛逛，保证他们吃好，喝好，住好；之后由他从公司派人将孩子们送回去。

　　我觉得张大哥考虑得周到，完全同意。

　　娟又说：“也别让他们住得太舒服，和花钱多少没关系。主要怕那样的话，你明明不是成功人物，感觉也有点儿像成功人物了。”

　　张大哥说：“对，对。”

　　于是他从公司调来一辆面包，由我将五个孩子送往我和娟住过的旅馆，为他们开了两个房间。

　　我回到药店时，娟刚将吊铺归整好。前几天五个孩子全挤吊铺上睡，她和她弟睡药架子之间的地上。

　　她说吊铺上一股臭脚丫子味儿，边说边喷花露水。

　　我没带多少钱，与翔通了次话，让他将娟寄给我的五千元再寄给我。他没那么做，怕我办事欠考虑，亲自带着钱也回来了。

　　以后的几天，药店终于恢复平静，娟和他弟又可以睡吊铺了，而我和翔则充当五个神仙顶孩子的导游。

　　几天后，翔陪孩子们回神仙顶去了。他说孩子们是冲着我才到深圳的，由张大哥的公司出人陪送不合适；而由我陪送回去，他又怕我太辛苦。

　　翔和孩子们走后，我白天负责药店，晚上与娟睡在照相馆。分开既久，互相间有聊不完的话。

　　娟告诉我，徐主任出事了，不再是电大副校长了——由于受贿被人揭发，受了降级处分，没脸再上班，提前退休了。

　　我说：“我来之前高翔还与他通过话，高翔好像不知道。”

　　娟说：“那你别告诉他，就当你也不知道吧。”

　　我问：“问题严重吗？”

　　娟说：“估计不太严重，严重还不关进去了？”

　　我又问：“那我这次要不要见他一面呢？我与高翔成了夫妻，也得感谢他。”

　　娟说：“随你。我和张大哥倒是常与他聚，我俩都装不知道，而他每次挺高兴的。”

　　我说：“那我也还是见他一次好，应该代表高翔给他份喜糖。”

　　娟说：“我安排。再让你知道一件事——郑宜然有对象了，身材不如我好，但容貌比我好。他俩有天出现在咱们超市里，却只买了一瓶矿泉水，我想他是成心气气我。”

　　我问：“你生气了？”

　　她说：“那生啥气？是我觉得我俩不合适，人家又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当时樱桃刚下来，我代表你送了他两箱樱桃。”

　　由我做东，李娟和张大哥作陪，请徐主任在郊区的渔家乐吃了一顿海鲜。还是张大哥想得周到，怕在市内请徐主任有顾虑。一到郊区，徐主任的情绪果然大为开朗。在音乐包厢唱歌时，简直可以说是兴致勃勃。虽然他曾是副校长，我仍按习惯叫他徐主任，他的反应依然愉快，如同自己一直是主任。冲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人毕竟还是可交的。

　　张大哥开车将徐主任送到家，接着送我和娟，路上他说：“听人讲，他是中了官场上的局。”

　　我不懂，问什么是“局”？

　　娟说：“就是几个人串通一气，为谁下套，或者挖一个坑。”

　　我又问：“那对串通一气的人有什么好处？”

　　娟说：“官场上的位置是有限的，你下来，我上去呗。”

　　我还是不懂，继续问：“不是几个人串通一气吗？整下来一个，也只能上去一个呀，另外几个图什么呢？”

　　娟说：“倒也是。你这问题太深，我回答不了啦。大哥，你讲给她听。”

　　张大哥说：“不明白就不明白，没必要非明白。官场有官场的规矩，民间有民间的法度。成了朋友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这是咱民间的法度。民间人按民间法度待人处世，也是讲原则。”

　　那天晚上，我对娟说：“娟，以后咱俩见面的机会肯定少了，凡事你要三思而行，好自为之，千万提防别落入别人设下的‘局’里去！”

　　娟顿时落泪了，戚然地说：“你啥意思嘛，当面告诉我，我将失去你了？”

　　我也忧伤起来，握住她一只手，强笑着说：“你想哪儿去了？我现在不是成了上海人的妻子和儿媳妇了嘛。虽然我已经是深圳人了，却毕竟嫁到了上海，以后要在上海工作、生孩子、做母亲、相夫教子，总之……但咱俩不是都有手机嘛，往后交通会越来越方便，咱俩也会坐得起飞机了，谁想谁，半天后不就见面了……”

　　我没忍住哭了，娟反过来劝我，说我俩还是经济合伙人的关系呢，一条绳拴俩蚂蚱，无非就是绳长绳短的改变……

　　我回到上海时，翔已先于我到家了。

　　他说送孩子们的幸亏是他不是我——他一回去就被我二姐缠住了，魔怔似的只说自己和张家贵那事儿，埋怨我不重视她的托付，一直不给她回复……

　　他谆谆教诲我说：“这事儿你可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你二姐会大为不满。”

　　我问：“她明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张大哥根本没那种想法，她却非指望我能促成，叫我咋办？”

　　他怼了我一句：“是你二姐不是我二姐，别问我。”

　　我看出那次贵州之行使他一肚子不高兴，内疚地说：“对不起，因为我，给你添麻烦了……”

　　他愣了愣，抱住我，叹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对我也是真理。既然做夫妻了，我也不能成为一个反真理主义者。”

　　我笑着怼了他一句：“谁叫你只以为我是名门之后，市长的女儿来着？”

　　他苦笑道：“你当时也没详细说明你的社会关系有多复杂呀。”

　　晚上我俩躺在床上时，他又说：“以前，作为一名热心于扶贫活动的艺术家，那是一回事。如今眼见生活在山区的某户贫困农家成了自己的亲戚，那就成了另外一回事。你二姐我不是也得叫二姐吗？我叫她二姐时，心里觉得怪怪的……”

　　我似乎听出点儿“我招谁惹谁了”的弦外之音，没接茬儿。

　　他又说：“娟寄给咱们那五千元，快花完了。”

　　我说：“明天我就开始找工作，不用你帮忙。”说完一翻身，不再理他。

　　他欲搂我，我拨开了他的手。

　　我流下泪来，因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因为人是选择性地编织社会关系的动物。对徐主任的事，翔其实是知道的——张大哥的话，就是‘成了朋友是缘分，不轻易失去一个朋友……’那句话，翔也说过，可见他对于自己与徐主任的关系，尚能以民间之法度来对待。但对于自己忽然多出了一个我二姐那样的“妻姐”，却难以当成“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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