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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〇


  朋友们离去后,秉昆趴在母亲和外甥女之间,一页页看那些抄自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诗歌,看得一阵又一阵地热血沸腾。

  他认为那些诗应该发在《红齿轮》上。

  第二天一清早,秉昆出门去倒泔水时,见小院外站着郑娟,背上用带子十字结花背着儿子,手牵着弟弟。

  “周秉昆,你不可以这样。我们三个之间不管关系多好,首先是工作关系。既然是工作关系,每个人就都应该自觉地按照工作纪律来要求自己,你已经三天没上班,也没什么人替你请过假,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秉昆一出现在办公室,邵敬文就劈头盖脸训斥了他一通。

  秉昆说了家里发生的意外,邵敬文立刻收回了批评,起身拥抱他,真诚地问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他的拥抱和话语使秉昆心里热乎乎的。

  秉昆苦笑道:“我都料理好了。”

  “我也料理好了,白老师也料理好了。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邵敬文又说了这么几句让秉昆不解的话。

  秉昆见白笑川的桌面收拾得一无所有,甚是奇怪,问自己的师父怎么没来上班?

  邵敬文说,白笑川出差了。

  秉昆问,到哪儿去了?何时回来?

  邵敬文严肃地说:“只许你这样问一次。我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秉昆便不再问,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发了会儿呆,起身将几页纸默默放在邵敬文的桌面上。

  那是郭诚的诗。

  邵敬文看后,惊讶地问谁写的。

  秉昆就讲了郭诚与他父亲的亲密关系,反问可不可以在《红齿轮》上发表。

  邵敬文说:“咱们《红齿轮》正需要这样的诗,多多益善,我和你师父都希望能选一批这样说真相发真情的诗,出一期特刊。”

  秉昆就默默地将吕川托人捎给他的诗,全摆在邵敬文桌面上了。

  邵敬文看了几首不看了。他这才承认,自己和白笑川凑了一百元钱,由白笑川带着去北京了,为的就是要收集些诗尽快带回来发表。

  他将秉昆拉起,大喜过望而又激动万分地说:“秉昆,你给我听好。我不能等白老师回来,怕那时就晚了。我要现在就开始选,选好了就送印刷厂请工人们加加班,要以印日报的快速流程来印,争取后天就出成品。你呢,你立刻回家。你在这儿既不能替我做什么,还分散我精力。这事会有严重后果,我和你师父都豁出去了。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总得有人豁出去做点儿什么。你给我记住,这事与你毫不相干,你一概不知。明白?”

  秉昆说:“不明白。”

  邵敬文说:“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他边说边将秉昆推出门去。秉昆想再进入,门插上了,敲门也不理。

  秉昆回到家,找出存折交给郑娟,对她说或许有一天,自己会直接从单位就出差了,并且可能因为工作需要较长时间回不来。

  她问:“真会有那么一天?”

  他说:“我不确定,但今天领导打招呼了,咱俩都做好思想准备吧。你要善用存折上的钱,尽量花的时间长一点儿。”

  她点头。

  他就坐下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她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写。他将所有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的姓名及住址都写在纸上,包括老太太和蔡晓光。当然,他也写上了父亲与哥哥的通信地址,但没写吕川、邵敬文和白笑川的联系方式。依他想来,如果那一天猝不及防地到了,吕川他们三人也就联系不上了。

  秉昆起身交给郑娟那页纸时又说:“保存好。我的这些朋友和亲人,也将是你的朋友和亲人。”

  她接过那页纸,低头无声地哭了。

  他温柔地将她搂在怀里。他已经很久不曾对她有过温柔举动了,感觉她的身子在自己怀里微微发抖,感觉自己真是要出远门的丈夫,而她也真是他挚爱的妻子。这时,他才忽然理解了邵敬文那句话:“不料理好了后顾之忧,有些事是不能去做的。”尽管他还不清楚自己将会做什么事。

  他说:“今晚别走行吗?”

  她偎在他怀里点点头。

  那夜月光大好,为了便于照顾里屋的亲人,他俩没将窗帘拉上。皎洁的月光洒满一炕,两个孩子、一个盲少年和一个植物人母亲躺成一排,都直溜溜地睡着,看上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幸福”一词。

  秉昆和郑娟睡在外屋。为了享受那月光,他俩也没将外屋的窗帘拉上。但这是他俩共同的借口,其实都是为了在不开灯的情况之下也能看清对方的脸。

  月光体恤地成全了他俩的愿望。

  他们享受的不仅是月光,还有对方。然而并无性事发生,都没那种心情,郑娟也说她不在安全期。

  秉昆家发生的不幸,加上郑娟不在安全期这一无法逾越的现实,使两个对彼此身体朝思暮想的人,那时的爱只能体现为“精神至上”——尽管他们紧贴着的身体,都是一丝未挂彻底而纯粹的身体。

  四月七日那天,一批样刊带着墨香由印刷厂送到了甲三号。邵敬文不知何故没在班上,秉昆一人帮着把样刊一包包搬到编辑部摆放好。他独自当班无事可做,索性拆了一包楼上楼下分送起来。

  第二天,邵敬文还是没上班。

  甲三号的气氛很不对劲儿,人们打照面时目光恍惚,似乎都无话可说了。

  九点半钟,全体人员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大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秉昆只听了一会儿,就悄悄离去了。

  他用自行车尽量多地带走了一些样刊,盲目地在市里到处骑行,将样刊分送给形形色色的路人,经过一些单位时,也会在门口放上几册。

  此后数日,秉昆倒也太平无事。

  他仍去上班。除了上班,他不知自己还能怎么做。

  在编辑部照例无所事事,他便反复看样刊。那些印成铅字的诗依然让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他竟很享受那几天的上班时间,认为自己能参与编成一期诗歌特刊,实在是做了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他打算回家,几下敲门后进来了两名公安人员。他们都年长于他,其中一人还是他在慰问演出时认识的。

  不认识他的那个问:“你是周秉昆?”

  他说:“是的。”

  对方说:“跟我们走吧。”

  他平静地伸出了双手。

  认识他的那个说:“不给你戴。”

  他说:“谢谢。”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望着编辑部内熟悉的一切,像望着另一个家。

  他在心里对吕川说:“哥们儿,谢谢你那些信,谢谢你托人捎给我的那些诗——这里也曾经是我周秉昆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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