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131)_梁晓声

一三一

　　§中部第一章

　　与“老三线”建筑工人周志刚相比，儿女们的人生有着较多变数。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即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儿女们的人生，则一变再变。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无法继续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时代，时代之变需要人的改变。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十年间，物质的中国变化有限，而人的变化却近于戏剧。

　　“改革开放”四个汉字的组合特阳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继往开来的生动性和形象感。可以说，“改革开放”四个汉字在语言学上体现了很高的智慧和艺术——关键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却不是从“文革”一结束就开始的，也根本不可能那样。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清楚，原来一批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权威，他们坚持所谓的正统理论。改革者首先要与他们争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会被逼得进退两难。改革者之间也有争论：步子快了慢了，胆子小了大了，先改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到何种程度为宜，都会产生分歧。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界的人士或被动或主动搅入其中，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让局面更加复杂。有一部外国小说《喧嚣与骚动》的书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

　　然而，A市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它在等着更明确的指示和引导。只有两件事可以称之为大动作：一是随着知青们大批返城，曾经的兵团体制寿终正寝，又改回农场体制了；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曾经赫赫有名的一些军工企业改成了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谓之“军转民”。确切地说，这既不是A市的大动作，也不是省里的大动作，而是中央的大动作，但对许多A市人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件事让曾是兵团战士的返城知青们较失落，如同出家人还俗后那修行过的庙被拆了，心里不是滋味。第二件事让一些曾经造枪炮坦克的军工企业找不到北，不晓得接下来该造什么。国家限期要求他们自己到市场上去找饭吃，这就影响到了职工们的工资。他们曾是工人阶级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来了，于是骂娘。

　　共乐区十年里没什么变化。有人数过，也就出现了四五幢新楼而己，最高六层，很普通的红砖红瓦一红到底的路边新楼。

　　光字片更脏更有碍观瞻了。这个区家家户户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市的怀抱时，年龄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岁了，有的还是拖家带口回来的。原先的家住不下，只得在前门后院见缝插针地接着盖——放眼望去，违章建筑比比皆是。所建所筑很难说得上是房屋，说是“窝”或“巢穴”更恰当，土路街道因而街不像街道不像道了。夏天雨后或春天冰雪融化的季节，泥泞陷掉人的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领导们对他这位“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很大的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五十二元退休工资。在当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个家为端点，向中国那些偏远的、经济落后、崇山峻岭甚多的省份“发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份之间——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发射台。现在，这一颗“老卫星”耗尽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仅有标志意义了。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走南闯北过的人，哪个省份留给他的印象最好。

　　他总说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对A市表现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后的头一个月里，他整天骑辆旧自行车到处逛，把全市的边边角角以及四周郊区都逛遍了。他逛得特过瘾，体会却只是一句话：“哪儿都没变，哪儿都熟悉。”

　　他对更加脏乱差的光字片一点儿也不嫌弃，因为见过太多比光字片还要脏乱差的情形。同样的情形，是当年许多农村和城市的常态。

　　四年里，他这位从“大三线”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当成了“小三线”，把自己家所在那条被违章建筑搞成了锯齿状的小街当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让自己的家看上去还有点儿家样，理所当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点工程——他似乎要独自承担起改良的神圣使命。

　　在春夏秋三季，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抹墙，既抹自家的墙，也抹街坊邻居家临街的墙。他抹墙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几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选举先进居民，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区委副书记亲自奖给他一把系着红绸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钉了个钉子挂在墙上。

　　他依然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他的工具不仅是抹板，还有铁锨。人们也常见他修路，铲铲这儿的高，垫垫那儿的低，填填某处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门前的地方。

　　见到他那么做的人有过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纪的，常有劝他：“拉倒吧！一条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场雨又和稀泥了！”

　　他却说：“弄弄总归好点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或说：“我往土里掺了炉灰，再下雨不会那样了。”

　　龚维则每次见到他都会情不自禁地立正，敬礼。他已经当上了共乐派出所的所长。共乐区有多个派出所，共乐派出所仅是其中之一，它的全称是共乐街派出所，有别于区的较大概念。共乐区委是正处级行政机关，派出所是正科级。

　　这一年，中国机关单位的牌子上全部去掉了“革命”二字。市委全称又改成“市委员会”，“革委”也都改成“党委”。相应的，龚维则的职务是所长，他当上所长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

　　“文革”结束了，许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有些人光荣加身，或者不同寻常的资本加身了。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成了一种广受同情的资本，若还有不屈服的表现，就更拥有了广受尊敬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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